庆历新政是北宋中期庆历年间赵宋王朝推行的一场改革运动，此次改革是由参知政事 范仲淹 为首的一批力主改革弊政的人士发起的。 从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至庆历五年（1045年）五月，庆历新政共推行了一年四个月。
赵祯 时期，朝廷出现冗官冗员的局面，官员办事效率低下。边境又遭到辽和 西夏 的骚扰。内忧外患之下，宋仁宗在庆历三年（1043年）下令召回因劝谏时政被贬的范仲淹，封他做参知政事，并重用诸如 富弼 、 韩琦 、 欧阳修 、 余靖 、 蔡襄 、 王素 等人。同年九月，范仲淹根据仁宗的要求，草拟了《 答手诏条陈十事 》 奏疏 ，针对 宋朝 政治存在的弊端，他提出了十条措施。由此揭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改革方案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改革，内容上包括考核官吏，整顿吏治；惩办贪污，裁汰冗官；改革科举，选拔人才；提倡农桑，减轻徭役；发展军屯，加强国防等。但由于新政触动了保守派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和阻挠。庆历五年（1045年）五月， 杜衍 、 韩琦 、 欧阳修 先后遭贬出朝，短暂的“庆历新政”以失败而告终。
庆历新政最后虽然失败了，但新政的推行暂时缓解了 北宋 尖锐的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统治秩序，促进了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 庆历新政标志着中唐以后的官僚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第一次实行全面的政治改革，实质上是要求进一步限制贵族和高官享受的各种特殊利益，并对此后的 王安石变法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基本概述
1022年， 赵恒 驾崩，太子 赵祯 即位，是为宋仁宗。其母刘皇后被尊为皇太后，负责在仁宗成年前代理军国大事。从此开始了 刘娥 十六年的垂帘听政时代。 西夏 李元昊 于1038年称帝后，宋夏之间爆发了数次战争，宋军屡战屡败，只得议和，百姓负担加重，各地陆续爆发了多起农民起义。现时的 北宋 王朝可谓是内忧外患。
1043年，宋仁宗为了缓解王朝出现的多种矛盾，任命 范仲淹 为参知政事（职位相当于副宰相）， 富弼 为枢密副使推行改革。范仲淹遂上《 答手诏条陈十事 》，提出十项改革方案：明黜陟（对官吏升降制度作出严格的考核和规定），抑侥幸（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精贡举（严密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择官长（严格考核州、县两级地方官员的业绩），均公田（平均分配地方官员的公田），厚农桑（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修武备（整治军备），减徭役（减轻百姓的徭役），覃恩信（落实朝廷各项恩惠政策），重命令（认真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这些改革措施经仁宗采纳，以诏书形式颁行全国，号称“新政”。
庆历 新政自庆历三年（1043年）开始，至庆历五年（1045年）结束，共推行了一年四个月，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宋朝 进入建国以来最繁荣的阶段。但因新政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权，实行时遇到强烈反对和阻挠。他们散布谣言，攻击新政，指责 范仲淹 结党营私、滥用职权。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1045年，宋仁宗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 邓州市 （今河南邓县）； 富弼 、 欧阳修 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庆历新政宣告失败。之后范仲淹又辗转于 杭州市 、 青州市 ，皇佑四年（1052年）调往 颍州区 （今 阜阳市 ），行至 徐州市 时不幸病逝，终年64岁。宋仁宗在位四十年，尽管朝中有像 范仲淹 、欧阳修、包拯这样有才能、正直的大臣，但是并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 宋朝 国力越来越衰弱。
背景
三冗两积
北宋 立国后，为了维护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于内庭设“ 中书门下 ”（政事堂），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掌管民政权，为限制宰相权力，增设副宰相“参知政事”；军事上，废除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增设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由“三帅”分别统领禁军，为限制三帅的权力过大，又在中央设枢密院，掌控调兵权。财政上，设置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三司使由皇帝亲信担任，掌控财政大权。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行政效率低下 官僚机构 庞大而臃肿，各级官员缺乏进取心，“冗官”问题突出。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守内虚外策略，奉行“养兵”之策，废除府兵制，改为招募。至仁宗时，总人数已达140万，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在军队中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 ， 从而形成“冗兵”。
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同时，在对 西夏 和辽的战争中，宋代统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银和布匹，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
三者合称“三冗”，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 北宋 两积（积贫积弱，即财政赤字和军事孱弱）的局面。
内忧外患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 赵祯 庆历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危机也在发展。宋代建国后，不但不抑制兼并，而且纵容功臣、大将们兼并土地。 土地买卖 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在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宋代人民的负担很沉重。全国的居民有 主户和客户 之分。纳税户除按规定的数量纳税，还有“ 支移 ”和“折变”等负担。在两税之外，还有丁口赋、各种杂变之税、徭役和差役。这是赋税之外的又一项沉重的负担。
公元993年 ， 王小波 在 四川省 发动起义，12月， 李顺 在成都建立“ 大蜀 ”政权，沉重打击了宋朝政府。咸平三年（1000年）， 王均 的起义又爆发了。
同时，外敌的侵扰给 北宋 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 东北地区 边境的 契丹族 和西北边境的 党项族 连年发生战争，由于北宋 政治腐败 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
起因
宝元 元年（1038年），党项族人 李元昊 称帝，建 国号 西夏 （史称 西夏 ），定都 兴庆区 （今 银川市 ），与 宋朝 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为逼迫 宋朝 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北宋边境，于 三川口 大败宋兵（ 三川口之战 ），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 康定 二年（1041年），李元昊进兵 陇西郡 （今甘肃平凉）， 韩琦 派环庆路副都部署 任福 率兵出击，于好水川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 好水川之战 ） 。
庆历 二年（1042年） 闰九月 ， 李元昊 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进抵定川寨，宋夏会战，宋军大败，大将 葛怀敏 与部将等16人战死，丧师9400余人（ 定川寨之战 ）。李元昊获胜后，挥师南下，进逼潘原， 渭河平原 震动。
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震动了宋廷，多年沉闷的政治空气开始变得活跃起来。 欧阳修 上书要求改革吏治， 尹洙 在上书中指出“因循不改，弊坏日甚”。 赵祯 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总算开始行动了。 仁宗 庆历 年间，农民起义和兵变在各地相继爆发，正如欧阳修所说“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
范仲淹 的改革是在 北宋 初的小康局面已经逆转恶化的时期中产生的。其时，冗官、冗兵、冗费严重，贫弱局面已经形成，统治危机日趋恶化。仁宗即位元年， 土地兼并 现象更加严重，农民大量逃亡，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甚至京 东京汴梁 所属各县，也有盗寇出没。当时，已有一些官员感到危机的严重， 富弼 就曾说： “自此以往，只忧转炽，若不早为提备，事未可知！”
经过
条陈十事
赵祯 在召对中，对 范仲淹 、富弼等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执政大臣马上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
宝元 二年（1039年），同判礼院 宋祁 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宋祁说：“今天下有定官，无定员”，“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宋祁本人亦拥妓醉饮， 宋庠 讽刺宋祁说：“听说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还记得某年同在州学内吃虀[jī]饭时么？”
庆历 三年（1043年）于是， 北宋 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庆历三年（1043年）， 李元昊 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 赵祯 召 范仲淹 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zhuó]拔 欧阳修 、 余靖 、 王素 和 蔡襄 为谏官（俗称“四谏”），锐意进取。八月，仁宗罢免副宰相 王举正 ，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 宋朝 对夏战争惨败，内部动荡已是山雨欲来之势。仁宗遂罢去宰相 吕夷简 ，任命 富弼 、 韩琦 等为枢密副使，范仲淹、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经验，于九月将《 答手诏条陈十事 》(即《十事疏》)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朝廷表示赞同，并颁发全国。
1、澄清吏治
①明黜陟 （严明官吏升降）。仁宗时，官员升迁采用“磨勘”制度，只讲资历年限，不讲政绩，导致官吏因循苟且，无所作为。 范仲淹 对此提出新的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政绩卓著的官员，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并规定京朝官及郡县官吏，有人保举在三年任期届满即与磨勘升迁，否则便要等到满五年之后，方行磨勘。
②抑侥幸 （限制官僚滥进）。宋初以来，恩荫制度造成官僚滥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任学士以上官职的，在二十年内通过恩荫，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范仲俺对此提出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
③精贡举 （严密科举取士）。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 儒家 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 进士 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④择长官 （慎选地方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 范仲淹 认为官员的升迁要严格依照政绩，建议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奖励能员，罢免不才，并主张由各级长官保荐下属。
⑤均公田 ：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 常数 量的职田，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2、富国强兵
①厚农桑 （重视农业生产）。 范仲淹 建议朝廷降颁布诏令，加强农桑立法，命令全国各路 转运使 及其所管辖的乡县真正重农桑，奖农桑，使农业的好坏作为考察官吏、官吏黜陟的重要内容。
② 减徭役。 宋代的赋税与力役基本上沿袭了唐末及 五代十国 的制度，宋初虽作了一些调整，但赋税残酷、力役烦苛，赋税、徭役迫使贫苦农民纷纷破产，也激起农民起义反抗。对此，范仲淹主张合并户口稀少的县邑，以减其地人民的傜役；节用、节俭，裁减统治者的奢侈耗费，做到均赋税，宽徭役，减轻人民负担。
③修武备（整治军备） 。 范仲淹 主张恢复府兵制，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此项，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3、厉行法治
①重命令 （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针对朝廷过去颁布的法令“烦而无信”的弊病，范仲淹提出朝廷今后颁行条令事先必须详议，“删去繁冗”，审定成熟后再颁行天下，一旦颁行，必须遵守，不得随意更改，否则要受到惩处。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②推恩信 （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宋代皇帝三年一郊祀，照例大赦天下、免除百姓多年积欠的赋税，但多未彻底施行。 范仲淹 要求取信于民，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除此之外，必须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就不会发生阻隔皇恩的现象。
厉行变革
庆历 三年（1043年）十月，朝廷任命张温之为河北都转运 按察使 、 王素 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邀为京东转运按察使、 施昌言 为河东都转运按察使。这样，十条中的第四条（择长官）首先见之于行动。在选择诸路转运按察使时，范仲淹翻阅班簿，发现不称职的一笔勾去，毫不留情。 富弼 不无担忧地说：“一笔勾下去，就会有一家人痛哭啊。” 范仲淹 则回答说：“一家哭总好过一个地区的百姓哭。”通过严格考核，一大批碌碌无为或贪腐的官员被淘汰，一批务实能吏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 行政效能 提高，财政、漕运等状况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有所起色。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员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围观着改革诏令，交口称赞。
十月二十八日，仁宗下诏，施行磨勘新法。新法实行后，明黜陟也就见之于行动。
十一月十九日，朝廷对恩荫制度，作出新规定；二十三日，下任子诏，增加恩荫的年龄限制和恩荫范围，但对高、中级官僚的子孙及期亲、尊属仍用旧制，没有任何限制。
庆历 四年（1044年）三月十三日，颁布贡举新法，加强儒家经典在科举中的比重，并允许州县立学，把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
结果
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 范仲淹 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仁宗对朋党之论也开始产生怀疑，范仲淹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予以反击，欧阳修也撰写《朋党论》一文上奏仁宗。 五月，范仲淹与 韩琦 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六月， 夏竦 令人依照 石介 笔迹，诬蔑 富弼 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废立诏草。仁宗虽不相信。但范仲淹等人惶恐不安， 庆历 四年（1044年）末，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 陕西省 、 山西省 宣抚使，仍保有参知政事的头衔。八月，富弼亦以枢密副使离京，出为 河北省 宣抚使。
庆历 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 范仲淹 被罢去参知政事，知 邠州 、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 京东西路 安抚使、知郓州。第二天， 杜衍 被罢为 尚书左丞 ，出知 兖州 。二月初四，罢磨勘新法、任子新法。三月初五， 韩琦 罢枢密副使，加资政殿学士，知 扬州市 。至此，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二十三日，废除科举新法，恢复旧制。八月二十一日， 欧阳修 罢河北都 转运使 ，改知 滁州市 。至此，庆历新政彻底失败；新政中的十项改革方案仅施行六项，最终仅有均衡官员职田一项得以保留。
后续
庆历 改革失败后。社会矛盾并未缓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冗兵资费更是加倍，民族矛盾又十分尖锐，宋廷财政空虚，就拼命进行搜刮，庆历年间农民和士兵的斗争刚刚下去，各地农民又开始新的斗争。 嘉祐 四年（1059年）四月，刑部官僚上报说，由于民贫乏食，一年当中曾发生“劫盗”九百七十起之多。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这就是 王安石变法 。庆历改革对 熙宁 时 王安石 的改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是在庆历新政的基础上扩大和深化的。
影响
范仲淹 整顿 官僚机构 的六项措施，只不过是微小的改革。至于其它四项如“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更谈不上彻底的改革。“十事”宣布后，“修武备”一项，便因众多大臣反对而取消；其它各项虽然从 赵祯 庆历 三年（1043年）十月开始推行，但也无法贯彻下去。仅仅这样一点微弱的改革，当时一般官员已认为“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庆历新政最后在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中，宣告失败。
经过严格考核，一大批碌碌无为或贪腐的官员被除淘汰，一批务实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 行政效能 提高了，财政、漕运等状况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开始有了起色。正直的士大夫纷纷赋诗填词，赞扬新政；民众也为之欢欣鼓舞，仿佛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评价
北宋 两次改革在中央集权统治一体化中起了一定的调节和完善的作用。例如 范仲淹 的提倡设置“祠堂”、“义庄”、“族产”、“族规”、“乡约”，发挥了宗法血缘的统治功能。范仲淹和 王安石 除了在政治体制和思想意识方面作了一些改革外，在经济方面也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整顿，如庆历新政中的“均公田”、“厚农桑”，“减摇役”。
以上这势都是北宋两次改革对专制丰只中来集权一体化的调节和加强的措施。从社会的改进，历史的发展来说，范仲淹和王安石所有的措施都没有成功；但从加强宋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体化来衡量，如通过 官僚机构 的调整，财政经济的治理，“重农桑”、“均公田”、“减摇役”、“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市易法”等等，限制了兼并，扩大了财政税源，这就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一体化的统治，一定程度的延长了北宋封建王朝的寿命。
庆历新政主要只限于在 政治机制 上作些表面的微小的改革，不敢太多地接触到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
失败原因
帝国体制
在中国帝制时期，要改革官僚体制，说起来容易，然而要真正做起来，却似难于上青天，这对宋代来讲更是如此。因为在宋代，官僚地主阶级在官员丧失世袭 爵位 和封户特权的情况下，为了确保“世守禄位”，又参照唐制，制订扩大了中、高级官员荫补亲属的“恩荫”制度。通过恩荫，每年有一大批中、高级官员的子弟获得低级官衔或差遣，且宋代恩荫，不仅极广，而且极滥，每遇大礼，“臣僚之家及皇亲、母后外族皆奏荐，略无定数，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并“不限才愚，尽居禄位”。
据 朱瑞熙 先生在《复杂多变的宋朝官制》一文中的统计，宋代的州县官、 财务官 、巡检使等低、中级差遣，大部分由恩荫出身者担任。这种等同于官僚世袭的制度，使 官僚机构 中充满了坐食禄米的权势子弟，导致了“荫序之人，塞于仕路”，“权贵之子，鲜离上国”。因此，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贵族这一特权，无疑会因触动官僚贵族的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这就是为什么 王安石变法 首先从经济、军事制度的改革做起，而绕过了澄清吏治这类最敏感的社会问题的原因(当然，这里面亦有减少改革阻力的因素)。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 范仲淹 、 富弼 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 北宋 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更戍法，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
朋党之争
除了少数锐意进取的有识之士，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阶层大都满足于现状，只顾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一旦新政触犯了自身利益，他们就坚决反对，群起而攻之。随着新政的推进，反对的声浪不断高潮，包括受到 赵祯 信任的宰相 章得象 也加入反对大合唱，攻击 范仲淹 等人为“朋党”。
“朋党”之所以被当作打击的利器，从而引起仁宗的反感与猜忌，因为“朋党”会危及皇帝的权威，触犯其核心利益。朋党之争，一直是困扰 北宋 政局的死结，并且延续到 南宋 时期。庆历新政因为朋党之争而夭折， 王安石变法 也因为 新旧党争 而失败。朋党之说基于 儒家思想 君子与小人的观念，这是简单对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观念，并不能客观准确地反应人性或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结党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谋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一旦被提升为国家主流 意识形态 ，就会被一些政客用作打击政敌的武器，而且极具杀伤力。
新政弊端
改革措施“太猛”、“更张无渐”、“规模阔大”。改革的思想动员不够，配套措施不到位，对罢黜官员的安置没有着落，农民没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见影的好处。 范仲淹 的用人， 王安石 曾评论他“好广名誉，结 游士 ，以为党助，甚坏风俗”。事实上，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往往议论多，而实际行事少，有的甚至好标奇立异，发空论，言行不检。例如 石介 ，连拥护新政的 欧阳修 也觉得他“自许太高，低时太过，……好异以取高”L。反对新政的更指责范仲淹等“凡所推荐，多挟朋党，心所爱者尽意主张，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倾朝共畏”L。虽然这些评价都是新政反对者毁谤之词，却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政实施者在大批保守派官员心目中的形象。
相关比较
庆历 新政（1043-1044）和 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 （1069-1093）是 北宋 王朝在开国已久之后，统治阶层试图拯救时弊，富国强兵的变法活动，虽然最终都归于失败，但是对北宋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两者之间在起因、经过、内容、失败缘由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上的异同之处，值得人们进行一番研究。
在时代背景上，庆历新政与 王安石变法 基本一致。北宋王朝和此前的历代王朝一样，在开国近百年之后，虽然仍可称得上是国泰民安，但是内部的各种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正如 王安石 所说的：“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庆历新政前， 北宋 在对外关系上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西夏 与北宋交战不休， 澶渊之盟 后一直相安无事的 辽朝 也于1042年遣使求 关南 之地，并且“聚兵幽燕，声言南下”。最终 赵祯 遣 富弼 为使，“岁增银、绢各十万匹、两”才得以解决。在这种内忧外患之下， 庆历 三年（1043年），“ 吕夷简 罢相， 章得象 、 晏殊 、 贾昌朝 、 韩琦 、 范仲淹 、富弼同时执政，而 欧阳修 、 蔡襄 、 王素 、 余靖 并为谏官”，宋仁宗责成他们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随后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列举了十件必须“端本澄源”的事务，其中以整顿吏治为核心。随后在范仲淹等人的主持下，所谓的“庆历新政”便开始实施，但是一年之后，便因为反对者的造谣中伤，而无疾而终。 北宋 也继续在原有的轨道上继续发展，到二十年之后 王安石 主持变法时，北宋总体的内外局势与 庆历 新政时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 承平 更久，积弊更深而已。
再从变法的主持者来说，庆历新政的主持者为 范仲淹 、 富弼 、 韩琦 等一批名望卓著的官员，背后的支持者是当时已经在位达二十年的 赵祯 。主持庆历新政的这些官员中，范仲淹早已在中央担任过 秘阁 校理、右司谏、 吏部员外郎 等职，后在陕陇地区主持对 西夏 战事，“号令明白，爱抚士卒”，颇有威名。元昊请和以后入为枢密副使，旋改参知政事。富弼如前所述，担任过奉使契丹的重任，庆历三年拜为枢密副使。韩琦历任 东京汴梁 推官 、三司 度支 判官、右司谏等职，后与 范仲淹 一起参与西夏战事，“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 韩范 ’”，随后召为枢密副使。以上三人可以说都是功勋卓著之士，当时 北宋 朝中，论声望功绩，可以说无人与这些人相提并论。相比之下， 熙宁变法 的主持者 王安石 ，虽然在 嘉佑 三年 受命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但到嘉佑八年因母忧辞官守丧，收徒讲学，直到 宋神宗 即位后的熙宁元年，才重新进入中枢。虽然 韩绛 、 韩维 、 吕公著 “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并且有人认为“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必被其泽”，但是毕竟没有像韩、范、 富弼 那样卓越的功绩，在朝中也没有特别支持自己主张的盟友，处在宋神宗所谓的“人皆不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的状态，而在当时的朝中，富弼、 韩琦 、 司马光 等主要大臣皆反对王安石变法，这无疑是 王安石变法 相对于庆历新政的一个不利条件。不过，熙宁变法的一个有利条件便是 宋神宗 的全力支持，与庆历新政时已在位20多年的 赵祯 不同，宋神宗年方弱冠，颇具雄心，对 王安石 也是极为信任，“甫即位，命知 江宁府 。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 熙宁二年 二月便拜为参知政事，负责主持变法，后来王安石屡遭攻击时也坚持任用，虽然王安石一度罢相，但宋神宗在位期间，新法总体上来说始终坚持了下去，可见宋神宗变法的决心，这便不是变法时已经人到中年的宋仁宗可比的了。
庆历新政的内容相对来说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吏治方面， 范仲淹 所上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所说的十事，分别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 公田 、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其中的五项均为和吏治相关的内容，按照 邓广铭 先生的看法，“大概范仲淹认为，通过这样五项措施，就可以培育和选拔出贤明能干的官吏，能爱惜百姓，均其徭役，宽其赋敛，使百姓各获安宁，便不至再爆发反抗斗争。”其着眼点在于整顿官僚队伍，“裁削幸滥，考覆官吏”而“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变”，由此来实现减少冗官冗费。而在 王安石 变法 中，在吏治上的措施与此不同，王安石由于在朝中较为孤立，通过整顿已有的官僚队伍来进行变法便不太现实，因此王安石采用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样的新机构的办法来推行新法，并且改革科举来吸收新的变法人才到官僚队伍中，实际上是在增加官员数量。之所以有两者在吏治措施上有这种区别，主要是因为王安石变法的着眼点在通过合理理财增加财政收入，即“开源”，以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而非庆历新政所着重的“节流”，当然还与 王安石 变法所面临的官僚集团内部的激烈反对有关。
庆历新政中与财政、军事等有关的内容相对较为简单，其中的一些措施如“府兵”由于众人的反对也并没有付诸实施，其他措施也由于庆历新政一年后便无疾而终而未能广泛施行。而 王安石变法 的重点恰恰在庆历新政没有来得及予以关注的农业、财政、军事等方面，尤其是理财方面。其中与农业和军事有关的措施，有的在庆历新政中已经提出，在 王安石 变法中继续采用，例如 范仲淹 在“修武备”的措施中提出的如范仲淹提出的“府兵法”，为王安石的 保甲法 所继承，不过范仲淹还只是主张“以助正兵”，用府兵来补募兵之弊， 王安石 则更进一步主张“为宗社长久计，当罢募兵，立保甲”。有些措施是庆历新政已经提出，但 王安石 采用不同的办法来实现，例如范仲淹主张的，是“州县选官 ”治理水利， 劝课农桑 ；而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则主张用民间分派资金的办法兴修水利， 范仲淹 主张的减徭役主张“不应受役者悉归之农 ”，而王安石的募役法则是主张以钱代役，两者相比， 王安石 的措施更偏重于增加国家收入而削弱豪强地主的收入。还有一些措施则是庆历新政没有提出而为 王安石 所独创的，如市易法、 青苗法 是、 方田均税法 则是王安石针对财政问题而专门设立的，保马法则是针对 北宋 缺乏战马，难以建设强大的骑兵队伍的问题而提出的，将兵法则是为了解决北宋军队“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问题而实施的举措。比较一下两者的措施，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王安石变法 的种种措施在施行的深度、广度和持续时间上都远非庆历新政可比，其内容也远远超出庆历新政的范围。
庆历新政和 王安石 变法在指导思想上也有很大差异。 范仲淹 等人皆为官僚集团中的一员，因此他们提出的措施，基本上都没有超出前代的改革的范畴，在很多制度上基本上修修补补，或者是像 府兵制 那样仿照前代的制度，其指导思想基本上还是局限在儒学本身。而 王安石 则与此完全不同，他的指导原则，便是所谓的“ 天变不足畏 ，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王安石是把释道两家学说中的义理尽量吸收到 儒家学说 中来……从 政治思想 这一侧面来看，王安石则又是援法入儒，甚至可以说，他是把法家思想作为制定和推行新法的指导思想的 ”，也正因为如此， 王安石 才受到官僚集团内部异常强烈的抨击。 范仲淹 等人，在新政失败后，无非是贬官外地，后来又往往重入中枢，身后也为士人所景仰，而王安石在死后，则几乎成为士人眼中的误国奸臣，其中恐怕与 王安石 离经叛道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关系。
庆历新政和 王安石变法 失败的原因也有所不同，庆历新政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整顿吏治的做法触动了大批官吏的利益，因此谤议日甚，将范、韩等人诬为朋党，而范仲淹等人不但不加避忌，反而认之不讳， 欧阳修 甚至在《 朋党论 》中声称小人以利相结，利尽则交疏，是不会结成朋党的，只有君子才能结为朋党，这就使得朋党之论滋不可解，构成了 宋朝 皇帝最不能容忍的罪行，最终只能以范韩众人离开中枢而结束。而 王安石 受到 赵顼 的倾力支持，虽然攻击的声音很多，但基本上还是坚持了变法，使得新法施行了二十余年，他的失败更多地是变法的措施与实际不够吻合。“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在中国 官僚主义 的体系内，政府局部的经商，通常没有好结果”，“中国的官僚主义……只能注重数量无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变为一种轻而驾巧带商业性的组织”。总之，如果说庆历新政的失败还有一定的 偶然性 的话， 王安石变法 的失败则更多地是一种必然性的失败，是在一个缺乏商业传统的广大国家里试图使政府财政全面商业化的失败。
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虽然在结果上都可以称之为失败，但是失败之后的结局却大不相同。庆历新政的失败，和一次普通的变法失败没有什么两样。而 王安石 变法对 北宋 后来的历史发展则影响巨大，开启了北宋后期党争的序幕。 宋徽宗 时期 蔡京 等人假借新法之名大肆搜刮，并打击 元祐 党人，最终导致了北宋的腐朽灭亡，以至于后来的许多人都将 王安石 看成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这恐怕就是自认为公忠体国的王安石难以预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