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英（1898年11月6日—1982年3月6日），原名蒋积英，号菊川，江苏昆山人，中国植物分类学家。 他在 植物分类学 方面进行了开拓性工作，其主要著作有《 中国植物志 》第63卷和第30卷第2分册，详尽记载了中国 夹竹桃科 、 萝藦科 、 番荔枝科 植物。
蒋英是 中国 植物分类学的重要人物，他的研究成果为中国 植物学 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发现并命名了230个植物新种和10个新属，这些成就被广泛认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植物学 名 在学术界中以Tsiang为标准缩写。
人物经历
1917年他从苏州晏成中学毕业后，被送进上海沪江大学文学院。在这里，他除学好文科的课程外，最感兴趣的还是那千姿百态的植物，经常在校外或校园内采集各种 植物标本 。1919年，他毅然中断了 文学院 两年的学业，于次年考取 金陵大学 农学院森林系，立志开发祖国绿色宝库。1925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以《花的进化史》论文获得由 纽约大学 颁发的林学士文凭。
1926年，蒋英带着大学时采集的两千号植物标本和一大箱书，到 安徽省 安庆农业专门学校任教，讲授造林学、 土壤学 、 森林保护 学和 植物学 等课程。不久，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迅速波及 江苏省 。1927年，蒋英为爱国热忱所驱使，放下教本，投身到革命洪流中。他回到 昆山市 ，与陆传 一起组织 农民协会 ，并担任昆山县农民协会主任。1928年3月经 秦仁昌 介绍，蒋英到 广州市 中山大学 理学院生物系任教，兼植物研究室研究人员。此后，他一连两年在广东珠江支流的 东江 、 北江 、 西江 流域采集 植物标本 ，先后到过30多个县。 广州 的 白云山 ， 乐昌市 的 九峰山 ， 从化区 的三角山， 英德市 的温塘山及 博罗县 的罗浮山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高要区 的鼎湖山更是他常到的地方。
1930年2月，经秦仁昌教授建议，蒋英被调到中央研究院 自然博物馆 任技师，担任 植物标本室 主任，兼 江苏 、 江西省 、 云南省 、 贵州省 等地植物调查队队长。
1933年7月，应中山大学理学院院长 陈焕镛 的聘请，蒋英又回中山大学任教，协助陈焕镛为发展农林植物研究所开展科研工作。抗战八年，他随着 中山大学 辗转迁徙。1937年12月，他和陈焕镛等人一起，将农林植物研究所全部 植物标本 迁运到香港保存。后与陈少卿、梁宝汉等一批人从 湛江市 (现在的湛江市)进入 广州市 ，随中山大学农学院搬迁云南，后又搬迁到湘粤交界的 宜章县 栗源镇 。
1941年春，荷兰国立植物标本馆发来聘书，请蒋英为他们编写《马来西亚植物志》，蒋英复信婉言谢绝，并赋诗抒怀：“挥手光阴四十春，如云逸志浥清尘；还将白雪酬初愿，谢却黄金抱璞真”。表现了一位爱国科学家的情操和矢志为祖国编写植物志的愿望。
1942年2月，蒋英任 中山大学 农林植物学部主任兼农林植物研究所代理主任。在抗战 大后方 的艰苦岁月里，他出色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并积极开展植物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带着研究生在 南岭 山脉的 莽山 、 衡山 、 阳明山 一带采集标本，一个拥有4万多号标本的 植物标本室 又在这里建立了。后在广东坪石沦陷之前，他又将这批标本藏到20多里外的坪游山村。抗战胜利后，将两处标本运到 广州 合并。
1946年春，蒋英受中山大学的委派去台湾考察。在台期间，他担任台湾林业实验所技正兼 台北植物园 园长职务。当时 中山大学 连他的薪金也不能按时寄发。但是，为了科学事业，他每餐只吃点 稀饭 ，东拼西借，凑了千把元 法币 ，买了一些廉价的电影胶卷，在8个月时间内，费尽心机拍下了台湾植物新种模式标本1600多张，收集了一千多本图书和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把这些标本资料全部献给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成为编写《 中国植物志 》的珍贵资料。此外，蒋英在台湾大学研究期间，还对该校搜藏的 植物标本 学名 ，做了不少订正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英继续在 中山大学 任教。院系调整后，他先后在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林学院、中南林学院、 广东农林学院 和华南植物研究所任教授、研究员。他是广东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植物志》编委会顾问，中国 植物学 会名誉理事长，曾当选为第二届 广东省 政协常务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包括农林高等教育）带有半 殖民地 色彩，有些院校采用外国教材和用 英语 讲授。蒋英意识到长此下去对 中国 农林科学极为不利。于是，他发奋编写中文教材。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担任 华南农学院 林学系 植物学 教研室主任，主讲 植物分类学 、树木学和植物学等多门课程，努力联系中国实际，不断把科研中得到的新资料，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去。在教学工作中，他还认真学习有关 生物化学 、细胞学等方面知识，充实到 植物学 、树木学和植物分类学的教材中。 华南地区 农林大学都在较长时间内使用他编的教材或 参考书 ，为华南地区哺育了几代农林科技人才。
蒋英在教书和编书过程中，深感植物名称的重要。他常对学生说：“不知道植物的名称就不会认识事物。”虽然我国古代书籍如《 诗经 》、《 尔雅 》、《 救荒本草 》、《 本草纲目 》、《 二如亭群芳谱 》、《植物名实图考》及各种医药、农、圃、说文书籍及数千省、县志书都载有植物名称，但这些中文名称应用到科学上来，还远远不够。古籍上的名称无实物为证，有图可稽者不多，且多为常见植物，深山僻野尚有许多 无名 的植物，所以俗谚有“草木无名”之说。如两广 山茶科 共220种，真正有中名的仅16种而已；又如1935年蒋英研究广东番荔枝科植物共62种，中名方面通用及古籍有名者仅2种而已。其余如 紫玉盘 （Uvaria microcarpa）， 蚁花属 （Mezzettiiopsis creaghii）， 澄广花 （ 澄广花属 hainanensis），银钩花（ 银钩花属 thorelii）， 嘉陵花 （Popowia pisocarpa）， 瓜馥木 （Fissistigma Oldhamii）等等都是蒋英创立的名称，50多年来一直被全国普遍使用。其他经蒋英创立的各科植物名称更多，如 中国 夹竹科、 萝藦科 植物共421种，真正通用及古籍有名者仅21种，其余400种也是蒋英首次创立。为了教学和科研生产的应用，蒋英参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编订了《两广乔灌木名录》，共有5000多种名称，有中名、土名或别名和 拉丁学名 ，由广东林学院（1962年）刊行，至今仍有科学价值。
蒋英讲授树木学和 植物分类学 课程时，主张在讲课前集体备课，一人宣讲，这样可以充实内容、条理清晰，也可以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和学生的学习效果。他和教师们一起认真研究改进教学方法。早在宜章 栗源镇 时期，为了上好农学院学生的 植物学 课程，蒋英及其助手带领学生赴郊外，手提小黑板，挂在适当地点，将采到的 植物标本 ，扼要介绍，使学生获直观效果。他创造了“陈列辅导”教学法。这种方法是在学期结束前夕，把课程和实验的全部内容，用各种直观教材、挂图、 显微镜 照片、生活标本、蜡叶标本等，连同说明、讲义分门别类陈列展出，辅以解说，就象举办展览会一样。他住在陈列室里，几乎整天充当“讲解员”。这种教学法能使学生系统、深刻地掌握植物学知识。在1952—1957年学生考试成绩评比中， 植物学 、树木学和 植物分类学 课程都是名列前茅。植物学教研室被评为 广州 地区 自然科学 先进单位，蒋英也两次被评为教学先进工作者。后来，“陈列辅导”教学法由高教部在《高等教育通讯》上介绍推广，各地许多高等学校都派人前来参观学习。
植物标本 是研究植物分类学和树木学的基本资料。蒋英为了采集标本，踏遍青山觅宝藏。1930年2月，他带着科学调查队，从 綦江区 人 贵州省 境内。第一站是 桐梓县 ，在那里驻扎一个多月，每天带着干粮上山，早出晚归。后南下经 遵义市 、 息烽县 到 贵阳 。以贵阳为中心，先到贵州省东南部和南部的 贵定县 、 都匀市 、 独山县 、荔坡、 平塘县 、 罗甸县 、 安顺市 一线，然后挑着标本转回贵阳。再从贵阳去贵州省西部的 黔西市 、 毕节市 一直到靠近 云南省 的 草海 。最后到贵州省东部的 施秉县 、 镇远县 、 玉屏侗族自治县 、铜仁江口、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 湄潭县 等地，然后转到遵义，再经桐梓人川。在川采完标本后，顺 长江 东下返回 南京 。
此行历时一年零两个月，生活非常艰苦，每天仅吃些简单的饭菜，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住的是破庙和茅棚，不管刮风下雪，不管日晒雨淋，天天翻山越岭，辗转跋涉在60多个县的深山老林或悬崖峭壁之中。在这次采集到的各种 植物标本 中，有许多是前人没有认识的植物，还发现了许多稀有名贵植物。如在 贵州 、 四川省 交界 梵净山 中的“ 长苞铁杉 ”就是这次在海拔2300多米高的山顶上发现的。他们在结冰的树上剪下冻枝，用火烤融化露出枝叶，经鉴定证明是 松科 铁杉属 新种。从此，长苞铁杉在我国植物志上才占有一席位置。在 独山县 一个叫丹林的林荫里，他们还发现一种叶子象漆树，果实象榆树的 乔木 ，采集了40多个花、果、叶标本和锯下40多个圆盘木材标本。这种被誉为“千花树”、“漆榆树”的树木，后经鉴定是我国特产的 马尾树 ，为新科、新属、新种，是速生优良树种和 造纸 好原料。
1931年5月，蒋英继续带领科学调查队向 江西省 进发，从九江经 南昌市 、 安义县 、 奉新县 、 高安市 、 万载县 等地，转回南昌，再向 临川区 、 崇仁县 、 宜黄县 、 永修县 一带，然后登上 庐山 。
1933年春，蒋英带着助手黄志、陈少卿等人经 越南 到达 昆明市 ，计划去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采集。这次入滇，他收集了大量科学资料和标本。雇了当地35名挑夫随行运送标本和仪器。不料被挑夫偷走了蒋英的衣服、 照相机 、放大镜和5000元滇币，使他在经济上和物质上遭到重大损失，只得中止了这次西双版纳之行。途中，他意外地认识了昆明市 ymca 的一位主持人。这位主持人请蒋英到教堂演讲。蒋英讲到 中原地区 植物分类学 上的混乱，以及 植物标本 、苗木和资料的大量外流等问题，还提到常驻云南丽江、 大理白族自治州 一带的 英国 神父洛克，曾长年雇用30多名壮汉采集动植物标本，寄往英、美，领取经费。最后，蒋英激动的说：“ 明朝 李时珍 著《 本草纲目 》，比西方 植物分类学 创始人 卡尔？冯？林奈 的《 自然系统 》要早一个半世纪。我们祖国漫山遍野的‘ 绿宝石 ’，万万不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让洋人攫走。”蒋英的演讲，使那位主持人十分恼火，同时使在座中国人对英国神父洛克表示愤慨，甚至还痛骂不已。
为了觅绿色宝藏，蒋英整整6个年头没有进过家门；他的足迹走遍了半个 中国 的山山岭岭。采集到 植物标本 17000多号，如按每号15份计，总共25万多份，还有上千号的木材标本。这批标本，已成为编写《 中国植物志 》和研究中国植物 区系 及地理分布等学科的珍贵资料和财富。
1951年，蒋英被委任为两广野生橡胶资源调查队队长。他带队到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东南部的 六万大山 和 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天天翻山越岭，寻找野生橡胶植物。后转往 广东省 沿海一带，在 斗门县 三灶岛 发现一种含胶量达35%的优质野生 桉叶藤 ，名为 杜仲藤 。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他们摸清了 华南地区 橡胶植物资源情况，除花皮胶藤外，还发现了 酸叶胶藤 、 红杜仲 藤、 毛杜仲藤 、鹿角藤等多种含胶量高的野生橡胶植物，受到国家 中国农垦集团 部嘉奖。当时，蒋英感慨万千地说：“1943年，国民政府交通部和农林部要我组织一个湘桂粤汉铁路枕木供应勘查团，经过两年多的勘查，跑遍了湘南12个县，写好《勘查纪要》送上去，结果却如石沉大海，更加证实当时政府并非有意开发植物资源，造福人民。”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治疗高血压病的 蛇根木 被外国垄断起来，禁止此药物向中国出口，即使要买一点蛇根木生物碱，每两要价937元。蛇根木是 夹竹桃科 萝芙木属 植物。蒋英不相信在中国找不到蛇根木或近缘种。1961年，他经过8个多月的调查研究，终于在 云南省 南部发现了野生的蛇根木。同时摸清了我国萝美木属植物资源，共有9个种，其中云南 萝芙木 、 广西壮族自治区 萝芙木、海南萝芙木是他发现的新种。经过 临床试验 ，它们也含有丰富的可治疗高血压病的生物碱，副作用比蛇根木小。此研究成果为我国医药工业作出了贡献，也为中国人民争了一口气。
1973年，蒋英从国外文献中看到一种每年可长几米高的树—黄梁木。他立即翻阅了早年的调查笔记，查到我国广西 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等地有野生的 黄梁木 ，便把文章译出送交 有关部门 ，建议广西林业部门组织采集种子。现在，这种被誉为“奇迹树”的黄梁木，已被列为全国速生丰产树种。
1974年，蒋英来到广东从化温泉疗养院。一天，他从一位中医大夫处得知许多中药缺货，给治病带来困难，便主动组织了一个由医生和疗养员组成的中草药调查小组，到疗养院周围采集中草药，同时指导助手编写了当地草药的小册子，供疗养院医生和当地赤脚医生使用。以后又在这个基础上编写了一本记有1000多种植物的《广东从化地区经济植物简编》。
1933年，蒋英开始对 夹竹桃科 、 萝藦科 和 番荔枝科 植物进行系统研究，成为我国较早开始植物专科研究的 植物分类学 者。他先后发表了《亚洲夹竹桃目植物之研究》（1—5）、《广东番荔枝科植物》、《中国夹竹桃科植物一新属》、《印度尼西亚膜质藤属植物之研究》等多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从此，他的名字为国内外植物学家所熟悉。
蒋英认为夹竹桃科、萝 科和番荔技科植物对 中国 技术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他献出了自己的几乎全部课余时间和假期，大力搜集这三个科的资料。多少年来，他为搜集过去失落的中国 植物标本 和邻国植物标本，特别是模式标本及 原始文献 ，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他利用自己与各国植物学家和研究机构在学术交流中建立的友谊，先后向美、英、法、德、 荷兰 、 瑞士 、 瑞典 和东南亚各国共26个国家借用或请他们代拍照片和抄打、复制原始文献资料，有时还自费向国外购回中国流落异国的许多模式标本碎片和照片。为了工作，他每天5点起床，有时整个白天在实验室解剖植物，晚上查阅有关书籍和摘录文献直至深夜。几十年来，他基本收齐了 夹竹桃科 和 萝藦科 植物的原始文献和模式照片或碎片。他把文献做成一式两份，一份归人 植物标本 室内，另一份留给自己研究，并按科属种做成两万多张植物卡片。1933—1949年，他主要从事这3个科的专属分类研究，并将发现的新分类群，先给予发表。《亚洲夹竹桃目植物之研究》（1—5），是蒋英对夹竹桃科和萝藦科植物的专科专属研究论文，文内有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植物新种、种的分布新记录、新组合和新异名，为编写《 中国植物志 》提供了主要参考文献。
1958年， 中国科学院 成立了《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决定在1985年之前完成出版80卷中国植物志的任务。蒋英被聘为编委，毅然接受了两卷的编写任务。他勤奋工作，每天清晨，戴着草帽，挂着背包，步行来往于 华南农业大学 和华南植物研究所之间。每天行程12华里，天天早出晚归，三伏酷暑，汗流浃背，一天也不知更换多少次布衫。1973年，在 广州市 召开了“三志”会议（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和中国微生物志），蒋英受到了极大鼓舞，认为应珍惜有生之年，倾注全部心血，努力写好植物志，给祖国后代留下一把打开绿色宝库的钥匙。
蒋英治学严谨，在编写植物志工作中，对每一个植物分类群名称、形态和植物各器官，都经过认真细致考证，一丝不苟。为了纠正外国专家在我国 罗布麻属 植物分类上的错误，他详细解剖了我国该属植物各个器官，花了一年半时间才得出结论。我国的 鹅绒藤属 植物，过去一些外国专家把它划为8个属。蒋英经过两年半时间深入研究，解剖了2000多朵花，终于得出这个属各种植物的 副花冠 特征大致相似，应该归并一个属的正确结论。 萝藦科 的花粉器是由花粉块、 花粉块柄 和着粉腺三个器官组成的总体器官，过去所有书籍把这个总体器官，称为花粉块，这是不恰当的。蒋英把它改为花粉器[Pollinarium（pollen—apparatus）]。
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他的夙愿实现了，《 中国植物志 》第63卷终于在197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蒋英看到这本自己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感概万千，在新书赠阅本的 扉页 上写下一首七律，其中四句是“植物图经八十卷，葱笼大地斐成章；…… 年自喜心犹赤， 渭水 才惭 姜子牙 姜。”这本书是一部概括我国 夹竹桃科 、 萝藦科 植物的种类、分布、经济价值、用途及植物进化的科学著作，记载2个科，6个 亚科 ，91属，420个种，66个变种；其中1个亚科，6个属，167个种，30个变种，是蒋英发现和创立的。同时纠正外国专家关于这两个科分类上的错误共160多处；取消和更正 法国 H勒威依（Leveille）的错误40多个；澄清并归并 德国 R．施累希特（Schlechter）的一个 萝藦属 （Aphanostemma）； 瑞士 F．马格拉夫（Markgraf）一个 狗牙花属 （Pagiantha）； 苏联 E．G．普比其莫娃（Pobedimova）一个 鹅绒藤属 （Antitoricum）；法国M．皮雄（Pichon）的 纽子花属 （parabeaumontia）、长珠节属（Parmeriopsis）、 鳝藤属 （Formosia）三个属； 美国 RR．伍德森（Woodson）的 罗布麻属 （Trachomitum）等。这卷书大部分是药用植物及工业原料植物，可为农、林、牧、副、医药、工业、环境保护和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基本资料。
这卷书比较突出的是按照植物 系统发育 的进化规律排列，并提出其进化理论。图版较多，包括详细的解剖图。因此，这卷书出版后，得到国内外 植物学 界的重视和好评。《 中国植物志 》编委会审稿的评语指出：“这是一部巨大创作，是蒋英教授积数十年的努力钻研成果。描述形态构造方面，配合图版，作了系统的分析，十分清楚，使读者很容易了解，并且在每属种方面，说明其经济用途，十分详细。总的来说，这本著作无论在科学内容方面，还是在实用方面，均具有高度水平，“1978年，英国 爱丁堡 植物学杂志发表的一篇整理有关 植物标本 名称的论文，在 夹竹桃科 和 萝藦科 中，声称全部根据取之《中国植物志》第63卷。
主要成果
1977年，由蒋英和他的得意门生 李秉滔 编撰的《 中国植物志 》第63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在 植物分类学 方面进行了开拓性工作。《中国植物志》第63卷和第30卷第2分册，详尽记载了中国夹竹桃科、萝藦科、 番荔枝科 植物，其中属蒋英发现定名的新种230个，新属10个，对中国植物学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
外部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