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朝从信录》是明代 沈国元 所撰写的史料，共三十五卷， 崇祯 年间刻本。该书记录了从 泰昌 元年庚申（公元1620年）至天启七年丁卯（公元1627年）的历史事件，以年月时间为纲要，依照年月排列史事材料，注重据实反映。内容主要是泰昌、 天启 年间的邸钞公奏，作者对这些公奏或者全文照抄，或者酌情摘录，并且只叙述文录而不作丝毫创作，因此命名为“从信录”。
两朝从信录
明代沈国元撰写，共三十五卷，崇祯年间刻本。
沈国元，字仲飞，后改名为沈常，字存仲。秀水人，明代诸生。著作除《两朝从信录》之外，还有《皇明从信录》、《流寇陷巢记》、《甲申大事记》等。《两朝从信录》是一部记载 明朝 泰昌 、天启两朝史事的著作。它是为续《皇明从信录》而作。 沈国元 所学专好搜集史料、编 史书，他曾经试图将《 皇明通纪 》、《皇明续纪》合二为一，并辑补 万历 朝事，从而形成《皇明从信录》一书四十卷。后来，再把泰昌、 天启 两朝的史事，著书为《两朝从信录》。
《两朝从信录》记载史事起于泰昌元年庚申（公元1620年），终于天启七年丁卯（公元1627年）。全书以年月时间为纲要，依照年月排列史事材料，注重据实反映。其内容主要是 泰昌 、天启年间的邸钞公奏。因为作者对这些邸钞公奏或者全文照抄，或者酌情摘录，并且只叙述文录而不作丝毫创作，所以这部著作命名为“从信录”。虽然行文之中无作者创新之意，但却还保存了不少的原始资料。有这样一个传说， 顺治 初年， 明朝 攀附权贵、谄媚 宦官 魏忠贤 的 大学士 冯铨 屈节效命于清廷，再次被招入 内阁 ，因为看到珍藏于皇史■的《熹宗实录》中有不少“诋毁”自己的文字，遂将此书加以销毁。后来的论史者获得这段史实以及 朱由校 执政时期的史实材料，还很多地借鉴了《两朝从信录》。
这本书前有陈懿典的序、作者自序以及述意，交待了成书的经过、背景和全书的体例、内容。陈懿典在序言中说：“丁卯春，前《从信录》刊行，几罹祸。是秋试浙闱，感有异梦，逾月而闻今上自信邸入登大宝，坚志复为是书。”又曰：“经营止二期”。据此推算，《两朝从信录》成书大约在 崇祯 二年（公元1629年），或是在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中。
《两朝从信录》出于存信的原则，全录或摘录了大量的邸钞奏疏。这些邸钞奏疏中有不少受当时的社会背景影响而与 后金 冲突有关的内容。有的奏疏大力表彰了抗击后金将士们的英勇无畏，称颂他们“以万余当虏数万杀数千，虽众寡不敌而死”，却“使人肠烈”。有的奏疏则贬斥弹劾那些贪生怕死、与后金作战不力的将领，指责他们“受国隆重”，却不能“以长缨系奴酋之颈于阙下”，“遏门庭之寇于方张”。其中有一大部分奏疏是表明对后金的不同主张：有的认为应当广寻谋士，派遣能将，问道登莱，广招健卒，掉州浮海，直捣奴穴。有的认为只宜坚守，“一意坚壁清野，简将搜兵，修战具，养战士，以为持久之计。待夫奴恶已厌，奴隙已开，始徐而图之。”
有的献计，应“下密檄，遣使臣，以利害动 朝鲜 ，约策应举事”。有的则主张，应与 努尔哈赤 力战，派军队进逼敌患，并扼其运输交通要道，以求置之死地而后生。有的认为四川兵与甘肃兵、广西狼兵“俱骁悍可以吞奴，当并调用”。而有的则持迂腐之见，认为努尔哈赤不会有任何作为，因为天道神明，帝国好生，而努尔哈赤却侵扰大明边地，杀戮成性、抢掠无数，所以“天必助我天朝”，陛下可以“万无足忧”，只要“ 高拱 于上听凯歌声”即可。尽管意见纷纭，高下不一，但它们的矛头始终都是针对以 努尔哈赤 为首的 后金 政权，所有计谋的目的都在于如何消灭后金政权，消除外患以确保大明的江山社稷。仅此一点，恐就足以令清人不能容忍了。
泰昌 、 天启 时期，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日益壮大，与 明朝 的矛盾冲突也随其野心的扩大而加剧。《两朝从信录》非常详尽地记录了这些矛盾和冲突。作者身为 明朝 文人，其心之所向也必在明朝，加之此书成书亦在明代，所以著书记事的立场就明显偏于明王朝这一边。书中记述 后金 时，态度亦有敌意，也不乏藐视。例如，称金兵的入侵行动为“犯”、“陷”，称 金朝 为“虏”、“夷”，称他们的首领 努尔哈赤 为“逆奴”、“狡奴”、“奴酋”、“奴贼”等等，这些违碍用语的频繁使用都是后来成为中国当权统治者的 清朝 人所忌讳和无法容忍的。
《两朝从信录》还记述了金兵的暴行：侵扰辽与 明朝 边境之后的烧杀掳掠、奸淫妇女以及人民英勇反击等的情况。例如卷六记载， 天启 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为补充军备，下令搜括民衣，并强行规定富人家只能留下九件衣物，中等人家留下五件衣物，下等人家留三件，如此荒唐之规定让人既恨之强权又笑之无度。三月二十五、六日，派兵驱赶 汉族 前往北城，屯民归村堡，途中，“夷人”趁机掠夺村民财物，甚至连妇女身上值钱的衣物都剥去了，许多妇女不堪忍受如此侮辱，纷纷上缢自尽以求保持名节。不仅如此，金兵还恬不知耻地“尽拿民间寡妇闺女解送 辽阳市 ”，“又将村屯女妇轮流奸污”。更有甚者，他们将所有在他们眼中看来形貌可疑不顺之人，都予以杀戮。金兵所到之处扰民不宁，并强改民俗民风，逼迫权内之人必须剃头，这对历来认为“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可随意伤残”思想的汉族人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
如此残暴恶行肆虐，终招民众的含怒抗争和英勇的反击。《两朝从信录》中记载了这样两件事：“（天启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复杀辽人之状貌可疑者。一头目坐于西门，点而杀之。有一生员父子六人知必死，因持刀与众砍杀头目，连杀三四人。其诸子拔梃共击杀二十余人。夷仓皇无计，百姓乘机出走，五六百人结队南行，夷不敢追。”此一也。金军逼众剃头，“独东山矿兵与南卫坚不受命，有剃头至者，群击杀之。”此二也。由此两件事可见之金兵的外强中干与贪生怕死，以及被压迫、被侮辱的民众的愤怒与反抗的英烈。作者自己记载完这两件事后，在下面又加一句按语说：“快事！何不处处皆然，人人皆然，忠义成性，宁以地限！”好一个“快事”，又好一个“皆然”，令我们仿佛间，看到了一个拍案称快的 沈国元 的形貌。
鄙其先祖为夷为虏，献计谋略欲灭其而后快，言词激昂指斥其残暴无道。《两朝从信录》这样站在明室一边，记载诸多不利于 后金 人的内容，又怎能让 清代 统治者可以视之无恨，令其安然存在呢？
因此，《两朝从信录》在清 乾隆 遭到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