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主义，特指文化复古主义，是近代产生的一种文化思潮，它是在中西文化的对撞中产生的。 康有为 、 梁启超 是其主要代表。
产生原因
是近代产生的一种文化思潮，它是在中西文化的对撞中产生的。
其次，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阶级力量的支持。 恩格斯 在评价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时，非常深刻地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 资本主义 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虽然有人称康有为属于上层 民族资产阶级 的代表，但是迄今为止，几乎还没有确凿可信的史实足以证明，在 戊戌变法 以前就存在着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实际上， 康有为 的变法思想来源于 中国 19世纪转型期的特殊阶层，他们虽然反对专制体制，但是由于当时尚未形成独立的民族资本主义阶层，因而又不得不依附于专制体制中的开明官僚。正因为如此，改良派为推动立宪所采取的行动具有软弱性。戊戌变法以前，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投靠帝党，而帝党由于缺乏实力，随时准备与守旧派妥协，从而导致“新政”失败。 戊戌变法 之后，他们仍然寄希望于 清政府 内部的改革。 辛亥革命 之后， 康有为 又因主张帝制和复辟而不容于新的 民族资产阶级 和小资产阶级阵营，始终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第三， 康有为 对西方的立宪政治缺乏价值上的深刻认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康有为对 西学 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器物”论的基础上，他还不能把 资产阶级 的民主政治与封建的开明政治严格区分开来。就宪法的来源看，立宪主义包括立宪的价值学说和立宪的规范形式两方面，其中宪法的价值尤其与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 相伴生。它是一个“新开端”,反映的是新生的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 康有为 的立宪理想则是从社会进化论出发，希望调和君权与民权之间的矛盾，减缓新生力量对封建专制的冲击，维护旧体制。因此， 康有为 对宪法的理解是有内在矛盾的。一方面，他强调宪法是“维新之始”;另一方面，又说宪法是传统的延续，认为中国的文教礼俗即 英国 的 不成文宪法 。这实际上是混淆了两种传统： 民权 传统和君权传统，仅仅把它们统一在“法治主义”或者“宪法”的规范秩序当中。实际上，资产阶级宪法之不同于“古典”的(希腊城邦或 罗马共和国 时代)的宪法，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所强调的宪法的精神不同。例如，激进的 托马斯·潘恩 就十分强调宪法一词的政治意义，认为宪法不仅规范政府的组织形式，更是保护民权不受政府权力侵犯的立法。 康有为 虽然认识到 民权县 的价值，但是在权利的实现与权力的效率之间发生冲突时，他就难免要为“效率”牺牲原则。
案例
例如，在 光绪 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答人论议院书》中,康有为说:“君犹父也，民犹子也， 中国 之民皆如幼童婴孩，问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幼童婴孩自主之，自学之，能学成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唯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二年而成效著”。在设立议院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康有为 一直称赞西方的代议制，但是他主张设立的制度局、集意院、 懋勤殿 等都属于君主的智囊机构，而不是民选机构。不但如此，议院作为 资产阶级 国家的权力机构，是作为封建君权的对立物而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的。然而，康有为和当时 中国 先进的思想家往往是从“通下情”的角度来认识其作用的。这样一来，议院的设立并不否定封建君权，相反倒成为强化封建 国家机器 的有效机制。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宪政实践的诸多两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