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学史》是 戈公振 先生撰写的一部研究新闻学和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开山之作。该书于1925年 夏至 1926年6月完稿于 上海市 ，1927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作品首次全面、系统地叙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被视为中国新闻 历史学 研究的首部权威著作。《中国报学史》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对后世新闻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程
1815年，《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的发端。然而，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人们对“新闻”这门新兴学科缺乏理性思考。《中国报学史》的诞生填补了这一空白，首次全面系统地叙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被国内外新闻界誉之为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首部权威著作，对当今新闻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闻学界泰斗 方汉奇 老先生曾表示：“戈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是奠基之作，我是站在他的肩膀上起步的”。
作品特点
内容价值
《中国报学史》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生和发展历史，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本勾勒出了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大致脉络，确立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内容。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此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呈现出全面铺开的趋势，通史、地域史、断代史、人物史、专题史等方面的专著纷纷问世。 方汉奇 先生曾评价道：“当时，多数新闻史著作的水平还不高，分量也稍显单薄。其中以 戈公振 的《中国报学史》最见功力，影响最大，是旧中国的新闻著作当中唯一有外文译本的一本书，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唯一再版过的旧中国的新闻 历史学 专著。”由此可见，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不仅是中国系统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著，还是解放前我国新闻史学研究的登峰造极之著，代表着解放前我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学术批评
尽管《中国报学史》被认为是一本高水平的作品，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史料丰富却不精确，后来被考证出有200多处错误。其次，阐述系统却不深入，叙述难免偏颇，比如对上海报业的介绍较为详尽，而对其他地区的介绍相对简略。此外，该书体系不够完整，任何学术专史著作都应该以时间为经线，以发展历程为纬线。 戈公振 先生将中国新闻事业划分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几个时期。朱传誉在《报人·报史·报学》中提到：“这种划分方法实属武断，与发展史实多有不符。”可以看出，《中国报学史》本身存在不成熟的地方，有待发展和完善。尽管存在这些不足之处，但这本书仍然是不可替代的，仍是一本高水准的著作。
作者简介
戈公振（1890—1935），江苏东台人，现代著名新闻学家。他是20世纪30年代 中国 著名的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和早期的新闻教育家。著有《新闻学撮要》《新闻学》《中国报学史》等，对新闻学这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尤其是《中国报学史》，是最早论述中国新闻史的一部著作，开创了系统性研究中国新闻发展史的先河。
出版背景
《中国报学史》的作者 戈公振 （1890—1935），名绍发，字春霆，江苏东台人，是中国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1908年就读于东台高等学堂。毕业后，曾先后参与《 东台日报 》和 上海市 《 时报 》《 申报 》等工作。1927年起，曾至欧美各国考察新闻事业。1929年回国后，曾在上海的南方、 大夏大学 和 复旦大学 等校讲授 新闻学 ，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和早期的新闻教育家。其主要著作除《中国报学史》外，另有《新闻学撮要》《 世界报业考察记 》等。《中国报学史》首次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 五四运动 以前中国报纸的产生以及发展的历史，对中国报刊历史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作者以严谨的考证和翔实的资料，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就 中国 历代政治势力对新闻发展的影响进行梳理，而勾勒出了中国新闻业从成形到发展的清晰脉络。《中国报学史》作为中国第一本报学史权威著作，其出版开辟了中国新闻史整体性研究的道路，是中国新闻业研究的里程碑。《中国报学史》作于1926年，1927年由 商务印书馆 出版，1955年3月由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重印， 新华书店总店 发行。三联书店重印时，增加了由 戈宝权 为本书所写的前言，并将作者 戈公振 的《英京读书记》作为附录刊印在本书后面。此次出版即以1955年3月三联书店版为底本编辑整理，将繁体字竖排改为简化字横排，在尊重底本的前提下对个别字词和标点符号作了技术处理，底本中出现名称译法前后不一处，均予以统一处理，如将“ 意大利 ”“义大利”统改为“意大利”，将“ 阿拉伯 ”“阿剌伯”统改为“阿拉伯”等，其余则保持底本原貌。
大众评分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最见功力，影响最大，是旧中国的新闻著作当中唯一有外文译本的一本书，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唯一再版过的旧中国的新闻 历史学 专著。—— 方汉奇 《中国报学史》开创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时期，把报刊史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奠定了 戈公振 在中国新闻业史研究中的拓荒者地位。—— 程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