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The Long River）是 沈从文 于1938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其代表作之一。它经过作者多次修订，也因触及 国民政府 统治中的一些弊端而遭到审查机构多次删削。1938年8月至11月间，这部作品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 《星岛日报·星座》副刊陆续发表，共6万余字。1945年1月， 单行本 由昆明文聚出版处印行，共11万余字，将近初刊本的两倍。沈从文原计划创作四卷，但最终只完成第一卷。
《长河》的故事发生在1936年，此时距抗战全面爆发并不久远，同时“ 新生活运动 ”也渗透到了民众的生活当中。小说以 辰河 流域的一个水码头为背景，讲述了生活在附近的人们的日常种种：水手随着 货船 从一地到另一地，橘子园里的人们上树采摘，老水手满满听到“新生活”要来了忧心忡忡，滕长顺设法避开了保安队队长的敲诈刁难，少女 夭夭 对任何事物都兴致满满，却也遇到了烦恼。故事情节并不跌宕，因为 沈从文 有意“排除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其创作重心在于，试图通过一些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民众生活中的“常”与“变”，将他们在大时代变迁中的所思所忧、喜怒哀乐一一呈现。与沈从文的另一部代表作《 边城 》相比，《长河》反映了他对湘西世界与人性的进一步观察与思考，也展现了他在小说中运用方言方面的新探索。
《长河》曾获得 夏志清 、 司马长风 、 金介甫 等 文学史 家、学者的高度评价，被誉为“ 沈从文 较长作品中最佳的一本”，但仍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目前尚未有完整的外文译本。
创作背景
1934年写完《边城》之后， 沈从文 感到连年 内战 影响到了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民众的性格灵魂，使得他们“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 ，而长篇小说《长河》的酝酿即始于此。抗战全面爆发后，沈从文曾到大哥 沈云麓 家中住了一段时间，这段家乡生活，也为他创作《长河》提供了思路。 在此期间，他感受到了本地年轻乡兵保家卫国的热忱，却也因 国民政府 对这个地区的种种“倒行逆施”，更加确定了自己之前的担忧。
《长河》中的故事背景，是发生在1934年至1936年间的“ 湘西事变 ”，但 沈从文 并未将这一事件推到作品前台。 小说中让作者花费笔墨更多的事件是 新生活运动 ，在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民众眼中，抽象的“新生活”代表了 中国国民党 中央势力，这三个字在《长河》中出现了50次之多。 新生活运动 是由 蒋介石 发起的一场国民教育运动，自1934年2月至1949年2月，历时15年。这场运动试图从改变人们衣食住行的细节入手，来增进民众道德，也因此引起过一些质疑，比如有人认为蒋介石是想借纠正民众生活习惯之机，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而在《长河》中， 新生活运动 一开始是一些民众恐惧的来源，后来则成为笑料。
除了 新生活运动 ，《长河》中也有对军队调动的描写，以及对 全面抗战 爆发前紧张气氛的渲染。在 沈从文 看来，抗战迫在眉睫之际， 中国国民党 却有其他打算，因而他曾计划在《长河》中描写 蒋介石 借抗战之名来消灭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起义军 。不过小说并未像沈从文设想的那样写成四卷，最终只完成一卷，这部分题材未被写入。
出版历史
小说《长河》从最初在报刊上发表，到后来出版 单行本 ，屡遭删削，命运多 。 1938年7月下旬，沈从文在 昆明市 开始创作《长河》，边写边寄给当时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编《星岛日报·星座》副刊的诗人 戴望舒 。 从8月7日起，这部小说在《星座》上陆续发表，至11月19日，共刊出67期。这个初刊本遭受删削，据分析可能存在几种原因：报刊编辑因版面所限不得不对篇幅进行压缩； 中国国民党 审查机关在稿件投邮前进行了检查、删节；系香港的新闻检查机关所为。此外，《长河》初刊本因“作者抱恙”，且“决定出 单行本 ”而未能登完。但有学者认为这个原因并不能令人信服。
1942年， 沈从文 对《长河》进行修改，并将其分为11章，然而因为新闻审查严格之故，只有4章在当年的杂志单独刊出。也是在这一年，诗人 冯至 、 卞之琳 （他们是沈从文在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的同事）的诗集在 桂林市 的明日社出版，沈从文也准备在这里出版《长河》的单行本，但书稿被桂林图书检查机构扣下，后经友人奔走相助，才辗转送重庆复审，加以删节，一年后方要回书稿。 1945年1月，《长河》由昆明文聚出版处印行，这个机构是由 西南联大 文学社团文聚社创办的。之后， 沈从文 又对这部小说再次进行修订，于1948年在上海的 开明书店 出版。
小说的初版本共11万余字，较之初刊本的6万余字，篇幅增加不少。 版本之间的差异，固然有因为审查机构进行删削的原因，但这并非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初构思《长河》时，沈从文只预备写6万字，但写作过程中发现，如果要在其中包含更丰厚的变动时代的历史元素，需要写成多卷本长篇。1942年沈从文对小说进行了大量修改，可谓“每一段都有润饰，每一章都有增补”。而这些修改，实际上也反映了 沈从文 创作思想的变化。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版《 沈从文全集 》第10卷收入这部小说时，所据版本为1945年文聚出版处的初版本。1944年12月，沈从文曾对《长河》有过大量批注，其中一些佚落，另外一部分作为《〈长河〉自注》被编入《全集》。
内容情节
在这部小说中，沈从文将故事发生的地点设置在辰河中部吕家坪码头、附近的村庄萝卜溪及橘子园，将时间点设在1936年秋。
看守滕家祠堂兼摆渡的老水手满满听说“新生活”（即 新生活运动 ）要来了，有些担忧，便去通知橘子园主人滕长顺避难。由于常常阅读《 申报 》，腾长顺自然也知道一些时事。为了对 新生活运动 多一些了解，他便去拜访自己的干亲家商会会长，不巧遇到了过来摊派“枪费”的保安队队长。
后来，保安队队长想以很低的价格向滕长顺买一船 柑橘 （实为敲诈），借口拿去送人，其实是想运到外地发财。滕长顺回绝后，保安队队长气得要砍掉 橘子树 ，后来由商会会长出面化解。第一次见到滕长顺十五岁的女儿 夭夭 后，保安队队长就产生邪念，之后再一次遇到，他唱情歌、说烂话，调戏了夭夭。
然而，或许是为了保持小说中的田园风格，前面情节中埋下的矛盾，在小说结尾都被绕开了。 小说的最后一章，秋收时节的社戏照例举行，乡人们酬神娱己，尽管外面的世界已是风雨飘摇，小说却在人们朴素的欢乐中画上句号。
总体来说，《长河》的情节并不跌宕起伏，而这正是 沈从文 有意为之，“排除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酝酿着新的变格”。
人物角色
老水手
老水手满满与橘子园主人滕长顺是远房同宗，却命运不同。 老水手曾经营两艘 货船 ，水上运输做得顺风顺水，然而厄运突降，妻子儿女均死于 霍乱 ，他的船也出了事。孤身回到自己熟悉的吕家坪后，他负责看守 聂氏宗祠 。他较早地预感到 新生活运动 可能会对当地人的生活产生困扰，因而对其十分警惕，对军人和保安队也有着深深的不信任感。 他的这种悲观，并非空穴来风，生活的磨砺让他有着比较准确的直觉，也铸造了他勇于承受与抵抗的精神。 在小说末尾，老水手对 夭夭 说：“依我看，好看的总不会长久……哪一天当真由你来作主，那就好了。可是，夭夭你等着吧，总有一天有些事会要你来作主的。”其中寄托了他对年轻人的一种期待。
橘子园主人
橘子园主人滕长顺，本是水手出身，后来慢慢发展，自己成了船主。因与作坊主的女儿结婚，获得一笔财富，气运加上才能，最终让他发家，在萝卜溪购地造屋，同时买下一座 橘子 园。他为人仗义公道，在村中颇有声望，与长工相处和睦，将看守 聂氏宗祠 的老水手视为朋友。 滕长顺是《 申报 》的老读者，“目击身经近二十年的变”，并不相信官员，对国家却有信心，“对官永远怀着嫌恶敬畏之忱，对于国家不免有了一点儿‘信仰’”，这一情感与老水手的悲观有所不同，在当时的老百姓中却更具有普遍性。
夭夭
夭夭 是滕长顺的幼女，在三姐妹中“最美最娇”。她个子小小的，眉眼秀拔而略带野性，脸庞手脚特别黑，神气风度都是“黑中俏”。 在 沈从文 其他小说中，也出现过许多皮肤黑黑的美丽少女，以黑为美，源于他妻子 张兆和 的皮肤就是“黑黑的”，沈从文将妻子的某些外貌、性格特征投射在了小说人物上。
尽管夭夭面对的人生比《 边城 》中 翠翠 所处世界更加复杂，但从她身上却只见翠翠的那种纯真，不见翠翠的忧郁。 夭夭 性格开朗，口齿伶俐，和那些小军官对话也不怯场。姐姐嫂嫂们在 橘树 上费力地采摘时，她时而用竹竿撩拨她们，时而去追逐 差翅亚目 、观察小羊，最后玩得累了，才选一棵最高最大的橘树爬到树顶，要与家人们比赛摘 柑橘 的速度。 沈从文 将 夭夭 生命力旺盛的状态，写得十分传神。 他将希望寄托在这类 明慧 、天真的少女身上（其他的如《 边城 》中 翠翠 、《 三三 》中的三三），这些少女形象正是他美的理想的化身。
作品赏析
主题思想
在1938年7月28日写给妻子的信中，沈从文谈到《长河》的写作：“我用的是辰河地方作故事背景，写橘园，以及附属于橘园生活的村民，如何活；如何活不下去，如何变；如何变成另外一种人。” 《长河》的主题，可用“常”与“变”来概括，正如 沈从文 在“题记”中所写：“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
所谓“常”，是指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一直以来人们恒定不变的生存方式，以及那种勤俭、朴素、正直的人性美，那种自古传承下来的优良品德；所谓“变”，就是指社会急剧变动的过程中自外而来的异质文化因素，以及战乱所造成的人事上的对立、人性的冲突、人与人之间质朴关系的消失。
正因为如此， 沈从文 笔下的那种“哀乐”，不再是封闭时空中的哀乐。从20世纪初至小说故事发生的1936年， 中国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渗透到了湘西辰河两岸，环境与《 边城 》中的自足时空已有明显不同。 在这部小说里，沈从文无意再营造一个理想的桃源世界，而是把现实中正在随着大环境变化着的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写了进来，由此，小说对于现代政治冲突给湘西百姓生活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有力的反映。这就是作品中呈现的“变”的一面。
在《长河》中，老水手、滕长顺、三黑子等人耿直、善良、朴素，努力劳作，这些品质与心性仿佛民间的一种力量，一直延续着。即使大环境的改变让 沈从文 难以维持之前创作时的心境，但他仍然努力在《长河》中描绘出牧歌景象。这是作品对“常”的一面的呈现。
语言特色
《长河》的语言如《 边城 》那样自然而充满温情，但是使用口语的比例更高，其中洋溢着更浓的乡土气息。作为沈从文创作成熟期的小说，它的语言少夸饰，不铺张，单纯朴讷却又传神。《长河》不同于沈从文早期作品中“无法自控”地使用方言，也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早中期 沈从文 一些作品中对方言的努力书面化，其中大量出现湘西方言，是沈从文有意为之的。或许是担心读者难以理解这些方言，他曾为这部作品中的方言一一作了注释，在《〈长河〉自注》中，共收入方言注释158条。这在 沈从文 作品中是前所未有的。 而他的表侄、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人 黄永玉 也认为，《长河》是沈从文“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照湘西人本分的看法，这是一本最像湘西人的书”。
这部小说篇幅较长，尽管如此大规模地使用方言，但方言出现的节奏与频率仍旧是恰当的，不会给人别扭、突兀之感，且地域色彩可以借此呈现。小说对湘西民间场景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而方言被恰到好处地嵌入其中，让人觉得小说中的人物本就该如此说话。读者即使对方言中的某个词不清楚，也不会影响对作品的理解，因为这部小说的语言和人物、场景已融为一体。
作品评价
在 文学史 著作中，《长河》受到了一些文学史家的高度评价，如 夏志清 认为：“《长河》是 沈从文 较长作品中最佳的一本，因为这是他才华的集中体现。” 司马长风 则称“《长河》是沈从文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好的一部小说，可惜是未完成的小说”。
在中国学术界，学者们常常将《长河》与沈从文的另一部代表作《 边城 》相提并论，如学者 张新颖 称：“《长河》写得舒展，开阔，有些散漫，不像《边城》那样精致，却有厚实粗拙的美感。” 学者 吴晓东 认为：“从《边城》到《长河》，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似乎完成了一个历史阶段的跨越，仿佛是从‘前史’一下子迈进了‘ 现代史 ’。”
在汉学界，《长河》也曾获得佳评，如 美国 汉学家 金介甫 认为：“《长河》是 沈从文 写田园诗喜剧的最优秀作品……然而《长河》也是沈从文长篇中最富于历史意义的一种，是对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往昔生活方式的一曲挽歌。” 瑞典 汉学家、 诺贝尔文学奖 评委 马悦然 则说，沈从文“懂得下层人民的疾苦，懂得历史上人民生活的疾苦，所以他会写《 边城 》《长河》那样伟大的小说”。
沈从文最终未按计划将《长河》写成四卷长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遗憾，这固然与他受到当时出版检查制度的束缚有关，但更与其自身所面临的创作困境有关，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沈从文 写完《长河》第一卷的转年（1939年），受聘于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开始了一个作家的学者化过程……其间遭遇的迷茫、困惑与艰难也不言自明。而要将初初浮出水面的新的观念原则融入旧有的生活积累，要真正获得一个较为坚实的现代知识分子立场，进而以小说形式组织起一场‘多声部’的合唱与演奏，难度自然也就更大”。（学者范家进语） 沈从文 曾用“秋天的感觉”形容在创作高峰期后所陷入的对人性、生命的沉思，以及对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世界渐渐零落的悲愤，在学者 王晓明 看来， 沈从文 之所以没有继续创作《长河》，是因为不愿专门去表现那“秋天的感觉”，“妨碍一个作家继续前行的原因尽管有许多，他审美感受本身的变质无疑是最致命的一条”。
作品影响
尽管《长河》受到了海外 文学史 家、汉学家的高度评价 ，但这部作品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 ，甚至目前并没有完整的外文译本。1966年，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 的硕士生莉莲·C．︀M．︀朱（Lilian C. M. Chu）提交了毕业论文《沈从文〈长河〉部分翻译并介绍》( Long River by Sheu Tsung-Wen: Introduction and Partial Translation )，其中对《长河》的三章进行了英译。1981年，帕特里夏·伊布雷（Patricia Ebrey）编辑的《中国文明与社会》 （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ociety ）在美国纽约出版，其中收录了南希·吉布斯（Nancy Gibbs）翻译的《长河》第三章《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 The Orange Grower and the Old Sailor ）。 德国 《袖珍汉学》1998年第２期刊登了《长河》的 德语 节译本，这部作品也被德国学界称为《 边城 》的“对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