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

陈济棠（1890年2月12日—1954年11月3日），字伯南，广东防城人（今属防城港市东兴），汉族客家人，人称“南天王”，是中国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粤系军阀代表、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陈济棠出生于防城县河州垌望兴村（今广西东兴市东兴镇大田村），陈济棠8岁丧母，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1908年，经广东陆军小学教官邓仲元介绍加入同盟会。民国元年（1912年）陈济棠筹划发动反龙暴动，后因信息泄露被迫中止。民国六年（1917年）-民国七年（1918年），陈济棠调任桂军林虎部队担任连长，不久后升为营长。民国九年（1920年）7月，陈炯明宣布回到广东驱逐桂军，陈济棠响应粤军回归广东。驱桂战役结束后，粤军重新整编，将陈济棠营编入邓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陈济棠成为第一营营长。民国十四年（1925年），陈济棠的部队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并展开伐沈援桂的行动。 9月，在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中，陈济棠率领第四军成为主力之一，击败陈炯明部队的主力。 1926年北伐，陈济棠留守广东，兼任钦廉警备司令。

民国十六年（1927年）蒋介石和李济深分别发动“四一二政变”和“四一五政变”，陈济棠得知后向蒋介石表达坚决“反共”的主张。陈济棠因此得到李济深的重用。同年“张黄事变”爆发，陈济棠联合桂军打败张发奎军。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蒋桂之争尤为尖锐。陈济棠支持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两年后，“胡汉民事件”爆发，陈济棠发动“西南事变”反蒋并与十位粤军将领联名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下台。不久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和广州市达成和解，共赴国难。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起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四、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蒋介石被迫下野，陈济棠成为握有军政大权的“南天王”。两年后陈济棠和共产党达成国共合作停战协议。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等组成军事委员会，陈济棠任委员长，宣布抗日救国，将两广军队改称为抗日救国军，陈济棠兼任总司令，史称“ 两广事变 ”。蒋介石在陈济棠集团内部制造分裂，迫使其结束近8年的广东统治。陈济棠赴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欧洲，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1938年1月任国民政府委员。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3月15日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 1942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4年11月3日，在考察校址时陈济棠突发脑血管栓塞，享年63岁。

陈济棠在广东的统治时期展现卓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导力。在政治方面，他机智地利用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政府的矛盾，通过秘密谈判达成“五项协议”，避免南线的冲突，展现高超的外交谋略。他对广东省的经济建设充满热情，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有效应对当时面临的各种经济困境。邓小平对陈济棠给予高度赞扬。他说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

人物经历

求学从军

光绪十六年（1890年）2月12日陈济棠出生于广东省防城区（今属防城港市东兴）河洲上峒望兴村，他在八个兄弟中排行第六。父亲名谦受又名金益，系清末秀才，在乡间设私塾，教书多年。大哥陈维周，早年在防城东兴做过星相业，笃信阴阳之道，对陈济棠的影响极大。母亲邓氏，在陈济棠8岁时去世。陈济棠本在原乡读书，但因为科举被废，再加上中国外侮频仍，清室行政腐败不堪，自此他无心再求仕进，蓄志从戎，后考入钦县警察讲习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陈济棠考入广东陆军小学，第二年经广东陆军小学教官邓仲元介绍加入同盟会。1911年转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民国元年（1912年），广东省成为北洋军阀的统治下被压迫的地区，辛亥革命后陈济棠转入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秘密筹划发动反龙暴动，然而由于信息泄露，反龙起义被迫中止。民国二年（1913年）。陈济棠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毕业后，在广东地方部队任排长，不久升任连长。

民国五年（1916年）10月，广东的统治者被桂军取代。大约在民国六年（1917年）或民国七年（1918年），陈济棠调任到驻肇庆市的桂军林虎部队担任连长，率领部队在阳江市地区剿匪。不久后，他晋升为营长，并调往阳春继续剿匪任务。在此期间，陈济棠与广东高州人莫秀英相遇并结为夫妻。民国九年（1920年）7月，驻扎在福建省南部的陈炯明对桂军发起攻击，陈济棠借势响应粤军回归广东省，阻击西逃的桂军。11月，粤军参谋长邓仲元组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陈铭枢任该师第四团团长，陈济棠应邀在该团担任第一营营长。

民国十一年（1922年），在完成回粤援桂等战役后，孙中山挥师北伐，但北伐军却多次失利，被迫退向湘赣等省。粤军第一师不得不归顺陈炯明。为反抗陈炯明，已经当选第四团团长的陈济棠和其他队伍共同组成“西路讨贼军”向广州进发。民国十二年（1923年）陈炯明下野，孙中山重建大元帅府，并对各路讨贼军进行整编，陈济棠升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

东征北伐

民国十四年（1925年），陈济棠的部队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陈济棠任第十一师师长，并于当年展开“伐沈援桂”的行动，1926年北伐时留守广东省，兼任钦廉警备司令。同年9月，国民政府开始进行第二次东征，旨在彻底消灭陈炯明叛军。在这次东征中，陈济棠率领第四军成为主力之一，然而其部队前锋独立旅张发奎部与陈炯明主力在热汤墟发生遭遇战，陈济棠奉命增援最终击败陈炯明部队的主力。

在第二次严重危机中，谭曙卿率领的第三师与兵力超过自身四倍的敌军林虎部发生激战，未能取得胜利，只得退守羊高。因李济深已率部回师南征，陈济棠再次奉命紧急增援。在紧急关头，陈济棠“擅自”改变蒋介石下达的作战方案，最终取得华阳大捷。战后陈济棠受到蒋介石的赞扬和总部3万元的奖励。

同年年底，东征战场战局已定，陈济棠率部与其他部队联合南征。次年初，张发奎部、陈济棠部顺利登上海南岛，取得南征的最后胜利。第二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北伐，但陈济棠并未直接参与这场战争，而是率领第四军的留守部队在广东省山区进剿灭匪患。

陈济棠在北伐后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持保守态度，他对“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固有文化的破坏和国共合作感到不满。在北伐战争期间，陈济棠曾提议蒋介石 “清党反共”，但蒋介石认为时机未到而未采纳。在当时国共合作仍是中国国民党的政策，陈济棠的“反共”主张显得过于超前，使他的处境变得不妙。

加上陈济棠的五兄陈济湘利用职权在广东进行走私和牟取暴利的行为，引起社会各界的非议。为缓和这些矛盾和避免困境，陈济棠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底辞去师长职务，并代表国民政府前往苏联和一些欧洲国家考察。经过四个多月的考察，陈济棠得出结论认为“苏俄共产党的办法不符合中国国情”。

清党“反共”

民国十六年（1927年），蒋介石和李济深分别发动“四一二政变”和“四一五政变”。陈济棠在苏联得知这一消息后，认定这是回国复职、谋求发展的良好契机，便于6月间迅速回国并向蒋介石报告苏联对中国国民党的态度，表达坚决“反共”的主张。在胡汉民、古应芬等人的帮助下，他成功回到广东省，重新担任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和东路军总指挥。南昌起义爆发后，这年9月，南昌起义的部队进入广东后，陈济棠与徐景唐、薛岳等师驰赴潮汕地区，从河源市东进，寻求叶挺、贺龙率领的起义军主力决战。陈济棠于9月28日亲率部属在广东汤坑东南的白石与南昌起义部队激战三昼夜。虽然陈济棠部也伤亡惨重，但将南昌起义军逼走，并给起义军造成伤亡2000余人的重创，经此一战起义军无力再战，陈济棠因此而得到李济深的信任和重用。

但这个时期新军阀混战也轮番上演。南昌起义爆发后，张发奎遭到中国国民党的指责与围攻，引起张发奎与李济深两个集团的斗争。同年11月16日晚，张发奎、黄琪翔等突然发动“张黄事变”，夺取广东军政大权。陈济棠非常不满，率部在东江上游与其他拥护李济深的徐景唐、钱大钧分三路向广州市进击。最后陈济棠全军溃败，直到黄绍竑率领的桂系生力军赶到，才打败张发奎军。

东江大战后，李济深重新掌握广东政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各地的局势。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委任陈济棠等四名高级将领负责广东的东南、西南、西北和东北四个区的善后工作，而陈济棠则负责西区（广州、肇庆市等地）。陈济棠在担任西区善后委员后一方面积极清剿土匪，改善治安；另一方面努力进行各项建设，发展教育”。

初掌粤权

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蒋桂之争尤为尖锐。李济深作为与桂系关系密切的军阀成为蒋介石猜忌的对象，并受到分化削藩的攻击。同年3月21日，他软禁李济深于南京汤山。3月27日，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陈济棠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4月10日，陈济棠成立编遣特派员公署，开始对广东省的治理。因为广东不再反蒋，这引起桂系仇恨。陈济棠本不想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对立，但在蒋介石的威逼下，他被迫接受讨逆军总指挥的职位，出兵讨伐桂系。在战斗中，桂军遭到重创，李宗仁、白崇禧退回广西。同时广东军方出现分裂，一部分将领和官员响应桂军的进攻，并向广州东部进攻，呼应桂军。在这时陈济棠软禁粤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余汉谋。面对全线崩溃的危险，陈济棠听取余汉谋的辩解并相信他的清白，释放他并派他指挥前线。最终粤军稳住阵脚并全力反攻，桂军被迫撤回广西，广东省取得胜利。

在汪精卫和李宗仁等人的支持下，原第四军将领张发奎通电反蒋，重新掌握广西壮族自治区。张发奎准备南下入桂，联合桂军攻打广东。但陈济棠早有防备，主动收缩防线，撤回入桂部队，并征调驻防东江的部队回广州市迎战，修建防御工事。南京方面派遣何应钦、朱绍良等人入粤作战。经过激战，张桂联军攻势受挫，粤军乘胜追击进入广西，第二次粤桂之战以陈济棠的胜利告终。

举旗反蒋

民国二十年（1931年）2月28日“胡汉民事件”爆发，这一事件引起中国国民党内部的震动和分裂。陈济棠受到蒋介石的逼迫，被要求“剿灭共产党”。日本得知胡汉民被禁后试图利用这个事件搅浑局势，古应芬也决定反蒋救胡并以陈济棠为基本依靠。

4月28日，陈济棠召集广东党政要员开会，声称如果广东不反蒋，就会被卷入战争之中。然而，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外省来电”是陈济棠等人编造的，旨在给反蒋提供理由。4月30日，在陈济棠的同意下，古应芬、萧佛成、邓泽如、林森四位国民党中央监察在广州市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要求他下台。 5月3日，陈济棠以第八路军总指挥领衔，偕师长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杨鼎中、朱为珍、陈策（第四舰队司令官）、黄任寰（独立旅旅长）、张瑞贵、陈庆云（虎门要塞司令官）、黄光锐（航空司令官）联名发表通电，响应古应芬等弹劾蒋介石的通电，并要求蒋介石在48小时内下台。

在西南事变中，宁粤双方展开骂战，准备在战场上一决雌雄。5月4日陈济棠批评蒋介石制造个人独裁统治，迫害革命同志，并表示志在歼灭蒋的军队，以免贻害党国。蒋介石谴责陈济棠背叛中央，宁粤之间的战事一触即发，6月12日广州市誓师北伐，蒋介石也派何应钦等率精锐部队入湘。陈济棠虚张声势，并没有真正想使用武力讨伐蒋介石。汪精卫为重返中枢而与陈济棠发生争执，甚至称病赴香港特别行政区，使得反蒋联盟几乎分裂。最终在广州“ 国民政府 ”下达入湘动员令后，陈济棠表态愿意出兵，但他仍然保着消极态度。9月14日，粤桂联军5万人会攻衡阳市，与中央军发生激战并攻下衡阳。不过仅仅一天，陈济棠便下令粤军撤退，桂军也随之退回广西壮族自治区。

在西南反蒋运动的同时，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面对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和压力，南京和广州市都表示愿意和解，共同应对国难。9月30日，蒋介石派遣代表陈铭枢、张继、蔡元培等人前往广州与陈济棠、古应芬、李宗仁等会面。经过商谈，双方决定各派代表到上海市进一步商谈和平统一问题。

广州的非常会议推选汪精卫、孙科、古应芬等人作为粤方的谈判代表，而陈济棠则留在广州负责军政事务。如此一来，那些一直与陈济棠争夺西南反蒋主导权的元老和政客们几乎全部离开广州。

11月7日，在上海的统一会议上达成蒋介石下野、宁粤双方各自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州市结束非常会议以及国民政府行政机构等内容的协议。之后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的四全大会。

在广州的四全大会上，陈济棠用武力操纵会议进程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会场周围布满军警，广东省军方代表甚至公然携带武器。陈济棠的武力威胁导致汪精卫及其追随者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市另召开一个四全大会，西南反蒋势力宣告解体。第二年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陈济棠成为握有军政大权的“南天王”。

再次反蒋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秋天，陈济棠主动与江西省的共产党红军建立联系，经过谈判，双方达成秘密停战和合作协议。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国内呼声更加强烈，要求国民党统一和团结。蒋介石及中央政府在此期间得到更多的支持。社会舆论普遍对西南与南京的不合作以及宁粤对立表示失望和不满。随着国内形势逐渐恶化，陈济棠开始积极思考新的应对之策。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的突然去世对陈济棠的态度产生重大影响，将反对蒋介石变成一项紧迫的任务。在胡汉民去世后，蒋介石立即对陈济棠提出要求，迫使他重新考虑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陈济棠5月下旬多次召集主要干部和政治盟友举行紧急会议，以讨论应对策略。这一决定关系到整个西南地区的命运，桂系开始对陈济棠施加压力，希望他采取行动反对蒋介石。5月14日白崇禧飞抵广州鼓励各方共同反对蒋介石。此后李宗仁、黄旭初等人也前来广州，积极支持陈济棠反对蒋介石。但陈济棠军事集团内部并不完全支持桂系的反蒋呼声，总参谋长缪培南、空军司令黄光锐、宪兵司令利树宗以及师长张瑞贵都反对广东省采取轻率行动。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也以委婉的方式表达类似的观点，担心会落入桂系的陷阱。面临重重阻力，陈济棠直到5月末最终下定决心反蒋。

两广事变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强烈谴责西南的行动，称其为地方抗命和叛乱。两广部队出兵北上，但外界反应不利，各地没有表示支持。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展开电报战，陈济棠声称两广民众抗日情绪高涨，要求蒋领导全国出兵抗战。蒋介石复电表面上嘉许两广的精神，但斥责其行动为假抗日真内战。面对压力，陈济棠的态度显得软弱，陈诚火速赶到武昌、长沙指挥军事调动。南京中央军调集重兵震慑，两广失去军事上的主动权。在有利形势下，蒋介石加大对两广的压力，要求其部队一周内全部撤回原防，否则声讨为地方将吏抗命。此时宁粤陷入僵持，陈济棠等仍支撑。陈济棠宣布就任“抗日救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提出抗日救国方案，但最终在外界压力下，两广北上部队撤退。

在两广事变中，蒋介石派蒋伯诚到广州市活动，成功地通过收买、分化、瓦解等手段在陈济棠集团内部制造分裂。广东空军飞行员黄志刚等一批人在南京的收买下叛变，投奔蒋介石。陈济棠采取措施稳定军心，但未能阻止军队和高级将领继续哗变。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免去陈济棠职务。陈济棠在面对反叛时表现得无所适从，最终在7月18日凌晨下台。陈济棠于7月18日下午携带2600万元白银，乘坐“海虎”舰离开广州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结束近8年的广东省统治。在陈济棠前往中国香港后，李宗仁、白崇禧于1936年7月20日派黄旭初飞抵庐山，与蒋介石谈宁桂合作。至此，持续五十多天的两广事变即告结束。

晚年生活

抗战爆发后，陈济棠由欧洲回国，蒋介石派遣黄镇球前去慰问，并表示未来还将依赖他的支持，随后陈济棠进行海外考察。当国民政府在那年冬天发起全国性的向蒋介石献机祝寿运动时，陈济棠趁机将之前以200万元购买军火机器的订单和光洋1000万元献给南京政府。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济棠由欧洲回国，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最高国防委员和战略委员。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他再次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49年4月，陈济棠受国民政府任命为海南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主要是管理民政。然而随着广东省的撤退潮汹涌向海南岛，他在海南岛的责任。当权力逐渐失落时，他将其嫡系部队两个师调到榆林港，为逃往台湾作准备。 1950年4月，解放军进军海南岛，陈济棠逃往台湾，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及“总统府资政”、战略顾问等职。1952年10月18日，他续聘为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在台期间，他将主要精力转向教育领域，计划在台湾设立德明中学，以纪念孙中山先生。1954年11月3日，在考察校址时陈济棠突发脑血管栓塞，享年63岁。

为政举措

经济建设

陈济棠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推动广东省的地方建设和经济发展。他通过人事调整消除地方建设的内部障碍，确保财政系统忠实地贯彻他的政策。包括整顿财政系统、开源节流、严厉打击贪污，以及改革税收制度，扭转财政困难局面。

在农业方面，陈济棠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改善和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这些措施包括增加农业投入、推广先进农业技术、提高粮食生产，以及提出复兴农业计划等。他特别关注农业技术的推广，创办农校，为附近农民传授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并且他设立“中心模范蚕村”，示范改良蚕丝业。地方政府也出台鼓励和支持农业的政策，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加上广东省有利的自然条件，连续几年产量充足。

在商业领域，陈济棠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促进的商业繁荣。他提出“扶植商业之建议”，并制定“保护商人的政策”。他规划的中心商业区，包括（今中山五、六路）、上下九路和西口，鼓励小商贩摆摊设档，以活跃广州的商业环境。

陈济棠还利用的竣工举办“ 展会”，邀请港澳侨商前来参观和洽谈生意，推动商业合作。在他的领导下，广东的商业逐渐繁荣。各界人士投资商业，导致商业的密度增加，商号的资本也随之增加。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广州的商店总数达到2万多家，商号的总资本额达到4000多万元。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上半年，平均每天有约20家新的商号开张，这使得成为一个繁忙的商业中心。

在工业上，在陈济棠的领导下，新建和扩建14家省营企业，总投资额达到5000万元。这些省营企业大多引进西方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生产效率非常高。同时地方政府采取特殊的保护和扶植政策，促进这些企业的经济效益，资产增值迅速。其中，造纸厂和土敏土厂是最有代表性的。造纸厂投资巨大，引进瑞典和捷克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土敏土厂引进的生产设备，实现自动化生产流程，后经过扩建成为中国南部最大规模的水泥厂。

治安建设

在兴建经济的基础上，陈济棠还积极改善社会治安，划分，清剿土匪，整顿地方自卫武装，以提高社会安全水平。他的政策改善广东省的治安状况，为地方建设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兴建交通

陈济棠非常重视交通建设。在地方民航业方面，他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合作成立西南航空公司，并开辟多条国内航线，甚至开辟中国的第一条国际航线，连接广州市与越南河内。这使西南航空公司成为当时中国三大航空公司之一。

陈济棠也热情支持粤汉铁路的建设，尤其是南北大动脉的通车。尽管遇到一些管理问题和南京当局的任命，他大度地谅解并让步，确保粤汉铁路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4月28日顺利修通。

城市建设

陈济棠时期在广州进行重大城市建设，推动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建设很多标志性的工程和建筑。比如海珠桥、广州市政府合署大楼、中山纪念图书馆、中山纪念堂、中山大学石牌新校、爱群大厦、天河机场以及广州30多条马路等。

社会风气

陈济棠对妇女服装的取缔政策在当时产生很大争议。陈济棠认为妇女穿着不合规范，可能对社会价值观和伦理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采取政策干预来改善这一情况。

政策包括规定服饰标准，禁止穿着特定服饰，对着装不规范的妇女采取执法措施。政府预先设定妇女服装的标准，涵盖服装的各个方面，如腰的阔窄、裙子下摆的长短和衣袖的长短。政策明令禁止妇女穿着特定服饰，包括短裙、、拖鞋，甚至包括风靡的旗袍，因其袖子太短或没有袖子而被视为不符合规定。

为执行这一政策，会公安局组织“维持风纪队”，派遣他们巡逻，对不遵守规定的妇女进行纠正。对于第一次违规的妇女，当局会予以训诫，并在其违禁衣物的显眼部位贴上羞辱性标记，上书“违反标准服装”六个大字。第二次违规的妇女将被带回警察局拘留数日，释放时仍然带有这些标记。

陈济棠的“取缔妇女服装”政策被讥讽为“革命策源地之革命”。人们普遍质疑政府是否应该过分干预妇女的穿着，认为这是滥用政府权力。政府的强制干涉在当时引起广泛的不满，有人用幽默的方式批评这一政策，甚至“请来”著名喜剧演员，以漫画形式嘲讽这一政策。

教育事业

在陈济棠治理时，广东地区面临复杂的历史背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势衰弱，传统文化遭受西方文化巨大冲击。广东地区兴起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伴随着广泛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以及商人请愿等群众性政治运动。大学生发起的“和平择师运动”也掀起一场改革浪潮，学生通过施加压力，迫使学校解聘被认为不合格的教师，导致社会动荡。陈济棠采取一系列文化举措，力求振兴传统文化，匡正社会风气。

增加教育投入

陈济棠在广东的统治时期，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促进各个领域的教育发展，包括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和师范教育等。陈济棠个人与两所大学的兴建和发展也有着特殊的联系。

一所是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其中陈济棠担任校董会的董事。面对中山大学新校区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陈济棠提出一项强迫性的措施，要求全省军政人员捐出部分薪水来支持中山大学新校的建设。尽管这引起一些争议和不满，但这一做法为中山大学新校的建设提供急需的资金，帮助其度过最困难的时期。另一所是省立勷勤大学，以纪念长期提携自己的国民党元老古应芬而设立。陈济棠提议在广州市成立这所大学，并于1934年宣告成立。

此外陈济棠还以个人力量办学，延续长达30多年的时间。他在自己的家乡以及广州、香港、澳门、茂名市、台湾等地，单独或与友朋联合创办多所学校。这些学校不少至今仍在继续为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尊孔读经”运动

陈济棠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推动和倡导的“尊孔读经”运动，这一举措在当时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陈济棠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在学校推行读经的提案获得通过，开启广东省 “尊孔读经”运动的序幕。这一运动规定大、中、小学校要以读经为主要科目，每周保证6小时的读经时间，古文练习占据3小时，作文中经学题目也要占一半。

运动的宗旨是以传统经典为基础来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传统价值观。陈济棠认为，恢复孔子崇拜和弘扬儒家经典是挽救社会道德的有效途径。他在1933年底重申“尊孔”对“正人心”和“弭乱源”的重要性。此外他也提议恢复关羽、岳飞祭祀典礼，将他们的忠诚形象作为军队中的榜样。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胡适在中国香港华侨教育会所作《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讲演中，曾提到：“现代广东省很多人反对用语体文，主张用文言文，不但古文，而且还提倡经书。”

明德社和学海书院

陈济棠创办明德社和学海书院，他积极推动国学研究和传统文化的复兴。明德社旨在强调实践道德、改造人心、阐扬国粹以及奖励学术。这一学术研究和宣传机构通过开设学术研究班，培养学员深入研究中国的固有文化，如“孝经四书”等经典。明德社通过《明德周刊》和《新民月刊》等刊物积极宣传国学和固有道德，振兴传统价值观。

学海书院则是陈济棠为促进中西文化融合、重建中国新文化而创立的文化研究机构。在这里，知名学者和国家社会党领袖担任讲师，培养超过100名“研究生”，他们分为四个研究组，涵盖中西文化、科学原理与哲学、社会科学和政情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学海书院强调品学兼进，注重人格陶养，旨在培养有德有才的新一代人才。

主要作品

陈济棠自幼便对书法怀有浓厚的兴趣，下图展示的是他在上世纪30年代为“高州民国日报”所题的字迹。

人物评价

正面评价

国民党元老汪精卫称赞陈济棠忠实勤能，是国民革命军的师长中最有前途的一个。

中国国民党元老马超俊在向蒋介石推荐陈济棠时也评价陈济棠禀性忠厚，向善有心，对三民主义素具信仰，对总理由衷服从，操守扎实可靠，安分听命。

前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对陈济棠给予高度赞扬。他说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

负面评价

学者萧自力，陈芳在《陈济棠》中提到在广东省，陈济棠的统治地位可以用封建时代皇帝的方式来形容。他个人的意愿就像皇帝的旨意一样，不容他人反对，被称为“南天第一人”。

人物关系

人物轶事

重葬生母

陈济棠6岁时被送到本村四叔陈金湘设立的启蒙学馆读书，其母邓氏总是陪同他去学馆，并伴读至课程结束。然而8岁时陈济棠母亲突然去世，让他过早地承受丧母之痛。他后来重刊《》、将其母亲遗骸迁葬于花县 (今 )芙蓉嶂原祖墓、重整“旧道德”等举动，以表达对母亲的怀念和敬意。

大难不死

陈济棠在推动广西革命化的过程中，经历两次生命危险。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底，为打消对前往的安全担忧，陈济棠亲自陪其前往广州与革命政府接洽。然而他们乘坐的船在途中触礁沉没，陈济棠落入水中。幸好同行的上岸后及时伸出一根竹竿，使陈济棠得以脱险。抵达广州的一个午夜，陈济棠和黄绍刚回到下榻的东亚酒店就遭到武装分子的袭击。趁着黄绍竑率领随身拼命抵抗的空隙，陈济棠电话向粤军总部求援但电话线被袭击者切断，最终攀越后窗逃走。事后他们才了解袭击者就是不久前被陈济棠和联手包围，缴械的桂军陈天太部队的残余。

两陈不和

“三陈倒李” 后，陈济棠确实占据的主导地位，但广东并非他一人天下。他与陈铭枢共同分掌广东的军事和行政权力，并存在微妙的权力争夺。陈济棠身为广东编遣区特派员，理论上有权调遣广东境内所有军队，但由于蒋光、蔡廷等部队与陈铭枢有渊源关系，他们并不完全听命于陈济棠，广东军队仍然分属两个系统。后来，蒋光鼐、蔡廷锴接到北调命令，参加，并改编为第十九路军，脱离陈济棠的管辖。

为保持与陈济棠匹敌的实力，陈铭枢从法国、捷克等地购进大量武器，扩充省政府。陈济棠也不甘示弱，积极渗透进入由陈铭枢控制的政府。民国18年（1929年）6月，陈济棠退出新一届广东省政府委员会，但他的亲信同时加入。在和，有关两陈不和的传言四起，陈济棠和陈铭枢不得不发布声明辟谣。

与蒋不和

陈济棠与蒋介石的关系可说是复杂而微妙。从表面上看，陈济棠曾多次向蒋介石表示忠诚和效忠，通过赠送珍贵礼物、积极参与征讨桂系等行动来加强二人之间的联系。然而实际上蒋陈两人之间始终存在着互相猜忌和权力争夺。

在广东的军费问题上，蒋介石要求陈济棠削减军费，而陈济棠则希望蒋介石继续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并补发欠缺的军饷。此外，两人在对待侵略的态度上也有分歧。陈济棠希望蒋介石能更加重视南方的安全，并派遣中央军队协防，而蒋介石则认为扩军并不必要。

此外蒋介石利用“胡汉民案”对陈济棠施压，试图逼迫他公开表态。蒋介石还故意制造传言，暗示陈济棠即将发生“异动”，进一步加剧二人之间的矛盾。

投机倒把

民国二十年（1931年），陈济棠示意其经理处长黄冠璋暗中大量买入，然后放出“西南反蒋”的风声。导致投资者纷纷囤积港币以避免损失，一时港币价值大涨。陈济棠趁机抛售手中的港币，通过这次投机倒把赚大笔金钱。

给红军让道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0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失去在根据地内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可能性后，准备进行战略转移，选择从粤北突围。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即令陈济棠等人在粤北组织第二道封锁线给予阻截。接连接到相关电令后，陈济棠忧心忡忡，对部下表示与红军的这场仗输不得也赢不得，若战败让红军进入广东，蒋介石便会以代为剿共的名义占据广东，随后他令部下到仁化、乐昌市、汝城附近设防。陈济棠一方面要做样子给蒋介石看，于是令余汉谋派出两个师一路尾追红军；将驻广州花县的警卫旅用火车和汽车急运至粤北仁化，抢占沿途诸要点，并广筑工事；将自己的行营前移至粤北曲江，坐镇指挥。另一方面又不能真的挑起战事，于是在封锁线上故意留下一条红军西进的道路，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方式，专门从中国工农红军后卫部队身上作文章，制造一种“送客”早走的假象。这正是为收到“一举两得”之效：既是防止红军进入 null ，也是防止蒋介石趁机进犯广东，以保住广东的地盘。但还有一个心事令陈济棠担心：红军要真的乘虚攻击，在他的家门口或家中大打出手，就不好了，于是为了能让红军知道他的一片“好意”，他有意同红军进行一次谈判。在谈判之前，必须找个中间人先给红军“通融”一下，摸摸红军的意图。恰巧，他的护兵中有人和当时红军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罗炳辉内弟此时正在广东做生意，他愿意代他们到苏区传话。陈济棠立即给红军领导人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将罗炳辉内弟请来后，陈济棠亲自单独召见，当面交代了送信的任务。

五项协议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9月，罗炳辉内弟找到了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在李克农的亲自陪同下，他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会晤，并将陈济棠的密函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在南线找到突破口。经过反复劝说，最终博古授权周恩来和朱德全权处理谈判事宜。

红军方面确定何长工和潘汉年为全权代表。何长工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而潘汉年则是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临行前，周恩来、叶剑英向潘汉年、何长工反复交代了谈判的原则和策略，联络暗号等事宜。之后，陈济棠派出的特务连护送他们，通过一系列手段，顺利地抵达约定地点。

为确保谈判的成功，陈济棠立即命令其心腹严应鱼旅长严密封锁消息，加强警戒以保障中国工农红军代表安全，并安排良好的谈判环境。双方代表同住在一座小洋楼里，对谈判地点和内容严格保密。在经过谈判后，双方达成“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红军可以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中国工农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40华里。

后世纪念

故居

陈济棠的故居陈公馆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区中心，建筑风格以法式建筑楼群为主要构造，占地面积达8680平方米，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绿化面积达3000平方米。整体建筑坐北朝南，采用青砖、生石灰砌筑硬山顶平顶，包括二层主楼和连通的三层附楼建筑，主楼与附楼之间用弧形天桥连接，庭院内现存西炮楼、北炮楼、南门、金花茶和百年古树等。现在陈公馆已被东兴市政府作为旅游景点开发，主体建筑被改造成陈济棠陈列馆和中越友谊馆等供游客参观。

墓地

1993年，两岸关系改善，陈济棠墓从台北市迁回广东省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西侧，和他的夫人莫秀英（原名莫五姑，1900-1947）合葬在一起。 1997年陈济棠夫妇合葬墓被列为湛江市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