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大地震

1923年9月1日，在日本的横滨市和东京一带发生直下型特大地震，震源位于相模湾内，受灾区域包括神奈川、千叶市、静冈市和山梨县等地，由于这一带在日本被称为关东，故这次地震被人们广泛称作关东大地震。其最初测定震级为7.9级，于1996年修正为8.1级，造成10.5万人死亡，其中由于建筑倒塌造成的死亡人数为1.1万人，地震引发火灾造成9.2万人死亡，其他次生灾害造成0.2万人死亡。

日本政府于1923年9月2日发布戒严令，社会秩序由军队、警察和自警团协同维持。地震后，有关朝鲜人纵火、投毒、暴动的谣言四处流传，其中也夹杂着部分有关中国人暴动的蜚语，军队、警察和市民在谣言煽动下制造屠杀事件，华人遇难者达716人。震后，内务大臣后藤新平提出设立负责震灾复兴的机构、制定约30亿日元复兴计划等，其提出的方案因财政状况最终调整为缩小后的方案，范围覆盖东京等区域。

关东大地震对抗震防灾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政府在后来的复兴计划和城市建设中，特别注意城市避难场所的设置、河川公园防火带的建设、各社区防灾据点的规划等，并且逐步形成了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制体系。1961年，日本颁布《灾害对策基本法》，将关东大地震发生的9月1日定为日本防灾日。

地震背景

在太平洋板块与欧亚板块接缝东侧边缘，有一条宽达数十公里，深达万米的相漠湾海沟。地震板块学认为，太平洋板块正是通过此海沟对欧亚板块，实施局部斜向俯冲下沿线插入状的；由于时而碰撞、时而挤压，致使此间海底和“太欧板块”边缘一带的地壳变动剧烈，地震非常频繁。地震学家将此震域划定为“环太平洋地震活动带”，世界上76%的地震都发生在这一活动带上；日本最大的岛屿一本州岛刚好处在这一地理位置，所以日本列岛又被称为“地震王国”。

地震经过

1923年9月1日11时58分，日本关东平原发生强烈地震。受灾区域包括东京、神奈川县、千叶市、静冈市等地，该区域通称关东，因此此次地震称关东大地震。震中位于相模湾内，在东京西南约70~80千米。东京地震仪在地震中损坏，依据仙台地震仪记录推算震级为里氏7.9级；1996年9月16日鹿岛公司技术研究所等计算为里氏8.1级；另有资料记为里氏8.3级。震后三角测量显示，相模湾以北和东侧房总半岛地面向东南方向发生较大水平位移；地震产生出露断层，水平位移达4~5米。相模湾海底测量显示，中部海底下沉100~200米，局部下沉400米，主要下沉区以北一处海底上升250米；另有资料显示海湾中心局部下沉90~180米，局部隆起229米。大岛附近海底最大垂直移动400米，向北移动4米；馆山附近海底隆起，向东南移动3米。上述变动表明地震导致海底地形大变动。

地震造成的剧烈地壳运动导致山崩地裂，多处发生大塌方。一座大森林以每小时90多千米的速度从田浦山上滑下山谷，越过一条铁路，携带人体残骸进入相模湾，方圆几千米海水被染成红色。在根川火车站，一列载有200名乘客的火车在行进途中与地震造成的水泥墙相撞。180多米宽、15多米深的塌方将火车及乘客、货物带入相模湾，随后消失。东京地区高楼在地震中全部毁坏。东京等地许多古建筑和现代建筑在地震中成为废墟，全国约1/20财产在地震中毁坏。地震、地裂、泥石流、大塌方以及楼房接连倒塌，幸存者离开建筑物并四处移动，发生相互推撞，踩死、踩伤者数量很多。大地震破坏关东地区煤气管道，多处起火。地震还引发海啸，海水涌向关东地区。地震、火灾、海啸共同作用，关东地区遭受大范围破坏。

从地震中逃生的人们离开居民区，离开火场，前往室外空旷地带。街道、广场、公园、海滩、学校操场等地成为躲避火灾的场所。许多空旷地带挤满人群。一家军用被服厂有一个与体育场相仿的空地，里面挤满数万名避难者。该处四周尚未起火，暂时作为安全地带。人群到达后，大火从四面向该处蔓延，包围被服厂，所有出口被火封死，人员无法离开。大火造成人员死亡。浓烟笼罩该处，许多人因缺氧窒息死亡。在该处避难的32000人全部死亡。东京全城死亡人数中，80%死于震后大火，幸存者多数被烧伤。几小时后，海滩附近油库爆炸，10万多吨石油进入横滨湾。大火引燃水面石油，横滨湾水面形成火场。在海水中避难的3000多人被火烧死。水中不能躲避火灾，关东地区可供躲避火灾的场所很少。在横滨市，大火烧毁房屋6万多栋，约占全市房屋总数60%。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相模湾海底，并造成大规模海啸。强烈地震使海底地壳发生大规模运动，大岛附近海底最大垂直移动达400米，向北移动4米。馆山附近海底隆起，向东南方向移动3米。海底地壳运动使海水形成巨浪，冲击海岸。地震、火灾之后，大规模海啸发生。为躲避地震和火灾，幸存者寻找建筑物倒塌后不会压到、大火烧不到的地方暂时栖身。满足这两种条件的地方只有海滩、港口和码头。人们前往东京、横滨市等地的海滩、码头、港口。地震造成的海啸形成巨浪，扑向相模湾沿岸港口、码头、海滩，这些地点曾被避难者视为安全场所。海水形成巨浪，具有破坏性。避难的受灾人员看到十几米高的巨浪涌来时，向内陆移动，践踏致死者很多。巨浪以每小时750千米速度扑向海岸，岸上人员被大浪吞没、卷入海洋深处、抛向半空或抛向陆地。停泊在各港口、码头的船只被大浪击碎、击沉，或相互撞沉。海啸退却后，碎船被卷走。横滨港停泊的一艘较大渔船被海浪击成碎片，船上人员全部死亡。东京、横滨市两地港口、码头设施以及地震中毁坏的房屋被海啸巨浪冲走或破坏。

伤亡情况

关东大地震共造成10.5万人死亡，其中由于建筑倒塌造成的死亡人数为1.1万人，地震引发火灾造成9.2万人死亡，其他次生灾害造成0.2万人死亡。

地震发生后日本社会秩序陷入极度混乱，日本军民大肆捕杀中国人，700余名华工不幸遇难。面对失控的局面，日本政府对幸存华工进行集体安置，约3000名华工遭到收容，随后被集体遣送回国。

各方回应

中国

1923年9月2日，《申报》《民国日报》刊发路透社电，报道日本发生大地震。外交部派员赴日本驻华使馆。上海20余个慈善团体相约讨论，派华洋义赈会、普善山庄和中国济生会代表4人前往日本驻沪领事馆及日本居留民会探问情况，因时间已晚未晤要人，后至日本日日新闻社听取地震情况介绍，准备3日报告各慈善团体后进行。9月3日，《晨报》、天津《大公报》在首要位置刊登日本震灾消息。《晨报》发表社论，呼吁国民组织急赈会、募集款项、派救护团赴日赈济、调查灾况、输送粮食衣服、派遣十字队医护。北京政府决定由江浙皖三省迅速运米赈济日灾，并解除粮食输出禁令。张作霖向日本赠送面粉2万袋、牛100头。梁启超发出通电，提出派军舰商船、募易服食各物赴日急赈。上海蒋绍垛等37位留日学生急电慰问日灾，表示广征同志、募集赈助，并派专使慰问。上海总商会致函在上海的日本商业会议所，请其转致对日本被灾人员慰问。9月4日，摄阁发布大总统令，由财政部迅筹银20万元汇交日本政府，为中国政府捐助之款，并由地方长官劝谕绅商广募捐款汇拨。内阁邀请各界名流商议赈救日灾，除阁员外20多人出席，决定通令各省区一律筹款赈济，迅速运米30万石赴日救济，邀请各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及银行、新闻、商会、军警各界组织日灾协济会。上海各慈善团体邀集沪上绅商会议救助日灾，慈善界领袖、绅商代表30余人出席，约定当晚8时在仁济堂再开会议，议决9月6日召开上海各公团、各善团联席大会，公决筹款急救方针，起草通告送登各报，推定筹备主任和坐办、文牍、经济、庶务、赴日调查各部负责人，事务所设于仁济堂；推盛竹书、王一亭前往接洽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拟专轮赴日救济事。上海总商会特开临时会董大会，决定由总商会会同各业团体及慈善团体合组救灾大会；通告各业各帮劝募，并请全国商会联合会通告全国各地商会协力募捐救灾；购办面粉1万袋、米3000袋，明日装招商局新铭轮运日，指定顾馨一、荣宗锦、虞洽卿分别办理购办装船及报关事宜；当场会董认定垫付捐款6.1万元，即行购办米面。北京国立专门以上8校召开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美专代表提议组织北京学界日本震灾急拯会，全体代表议决组织该会，与各方接洽，举办游园会、展览会、演剧募捐，并于5日代电呼吁京外各教育团体共同匡济。在京华侨实业协进会发起日本震灾急赈会，邀请各界加入。直隶省长王承斌召集天津总商会会长卞月庭等人商讨赈救日灾办法。段祺瑞发起救灾同志会，致电北京政府、孙中山、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团体，请广为劝募，赈济日灾。

1923年9月5日，轮船招商局公司通告，为救济日灾，抽新铭轮运送救灾物品赴日，水脚、运费概行蠲免。中国红十字会组成赴日救护队，由庄得之、牛惠霖率领，定8日乘日轮皇后丸赴日救灾。天津红十字会召开会董紧急会议，决定致电慰问；召集全体会员大会商议救灾办法；致函天津市各团体、机关请一致援救；组织医疗救护队；购办米粮运日。天津报界公会召集临时会议，决定发起日本震灾救济会，广募赈款、救济日灾。日租界内各华商聚会决定发起赈灾团体，即日印刷启事募集赈款。北京各界代表发起救济日灾大会，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筹备会议。北京银行公会决定筹拨10万元，购办米面3万石赴日救济。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召集全体大会，到会200余人，会长钱能训报告，决定派代表赴日使署慰问；通电各省长官及商会、慈善团体募捐，先由总会拨付5万元赈灾；组织救灾团携带米面、衣物、药品赴日。广州市各界集议筹赈日灾，决定沪广肇公所出面雇船，赴芜湖市办米运日。9月6日，上海总商会、上海慈善团、中国红十字会等40余个社会团体联合组成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发布募捐启。成立大会上，仁济堂认捐1万元、上海银行公会2万元、中国济生会垫2万元、红十字会1万元、联义善会5000元等。上海市 12个教育团体成立上海中华教育团救济日灾会，规定主要活动为劝募赈款。由上海县教育局、教育会发起成立救济日灾会，决定所属各学校建立劝募队，分头按户劝募，赶印捐款簿、收条发到各校；上海县立各小学募捐队向学生及家长募捐，并上街，手执小旗，沿途演说，挨户劝捐。南京各界连续于6日、7日开会商议救济日灾问题，当场认捐款项，除省库拨捐2万元外，总额达57100元。梅兰芳发起成立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发出通启，演剧筹款；余叔岩、杨小楼等加入义演。段祺瑞在天津市住宅召开救灾同志会成立会，到会30余人，多为下台在野的军阀官僚，当场捐款：段祺瑞、倪嗣冲、周学熙、靳云鹏、曹锐等各1万元，曹汝霖、张勋、鲍贵卿等各5000元，另有多人捐3000元、1000元、500元不等；翌日交正金银行电汇东京山本五十六总理日金10万元。北京政府决定凡由华运日之赈品，由财政部给照，均免出口税。9月7日，在沪回教各团体负责人发起协济日灾急赈会。9月8日，外交部组织临时救济日灾委员会。在沪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召开执行委员会讨论救济日灾问题，会后向广州市、汕头市、武汉、哈尔滨市等25个城市的教会负责人发出电函，请其一致提倡捐款，俟有成数汇沪汇赴灾区。招商局新铭轮由上海市驶日，船上装有上海总商会及其他各界捐赠的面粉2万袋、白米 6000袋，12日安抵神户。上海煤业公会为日灾捐助青炭2000件，新铭轮因船位不敷仅装运走1600件，煤业同业又续捐600件，合成千件，以后有船即行运日。中国红十字会赴日救护队由庄得之、牛惠霖率领，包括男女医生4人、救护员8人、书记、会计各1人，女看护士4人、队役4人，携带价值2万元医药用品共十余箱，乘日轮皇后丸自上海驶日救灾，至10月11日返回上海；该队在日本东京赤十社医院从事救护活动共21天，在该医院数百张病床中，有40张分由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担任医治，牛惠霖等医生每日在医院诊治震灾受伤者；离日返国时，将所带未经使用药品留赠日本赤十字社，并捐助400元支票1张。日本赤十字社社长平山成信对该队工作作出评价。9月9日，南京日本震灾救济会将粮食等件办齐，交华甲舰载运日本。上海中国书画保存会召集全体会员开临时大会，讨论救济日灾办法，议决定期开书画助赈会，请各书画家鬻书助赈，所得之款如数解筹赈机关；当场认捐者有汪北平捐吴仓硕、李瑞清所书屏条及唐寅百蝶图，钱季寅捐近代名人书画真迹汇编若干册，姜玉辉捐刘石庵堂幅8帧等。9月12日，富滇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袁不枯召集旅沪滇人20余人聚会募捐，当场筹集600多元。江苏省驻沪办理救济日灾专员卢殿虎造访日驻沪总领事矢田，询问日本现时需要最急物品，矢田称接国内电报，米粮并不缺乏，面粉是否缺乏未提及，此时中国如以面粉运日，用处较广，受益必多；江苏省决定购面粉一万包，运送日本接济，各界担任分股劝募。9月13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天马会、江苏省教育会艺术研究会、艺术社、艺术学会、曙光画会、有美书画会、中日美术协会、嘤鸣画会、冷红社、青年书画社等上海美术团体在江苏省教育会集会，决定募集古今中西名画至少1000件，送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开会出售，赈济日灾，当场认捐书画500件；会后各团体联名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各公团发出通电，请全国美术界人士捐书画。9月14日，上海中国留日同学协济日灾会召开成立大会，汪精卫、张继、李烈钧、章士钊、田桐、蒋作宾、蒋尊簋等61人发起，议决电慰东京名校教职员；募捐救济日本灾民；以全国留日学生名义筹募东京各校复兴之基本金；帮助重兴日本文化等；通过章程，推定各部办事人员。9月16日，北京中华国民日灾救济会鉴于受灾之区望救甚急，若待筹集巨款购齐物品再行汇，恐缓不济急，特倡募急救慰问袋。该会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招待各报馆记者说明具体做法：以结实坚固之布缝制一口袋，凡灾民适用之衣帽、零星物品均可装入，如赠送食品须为洋铁罐头，外面写明内装物品，汇集后交由日本居留民会运往日本。同时，救济会将附有《慰问袋办法》的《倡募急救慰问袋启事》刊于报端。9月21日，马振宪由芜湖市到沪，与上海市各居士议商赈灾，将全国佛教徒振济日灾同志会改称佛教普济日灾会，向全国各地佛教会、居士林、报馆发出通电，请各地佛教徒于四大名山启建普利道场，全国各寺分修佛事，撞幽冥钟百日，超度震灾亡灵；组织慰问团、救护队赴日。9月23日，回教领袖马良假清真餐馆金陵春开书画筹赈会，邀集在沪中日名流各认购书画若干件，集款济日灾；马良又与其他回教人士捐款1000元，适有日本回教徒佐久间贞等返国，遂将赈款交佐久等带回日本发放。9月28日，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日灾书画助赈会第一天，售出书画数百件，收款1500元。9月29日晚，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夫人黄惠兰在外交部大楼举办舞会，请各国驻华使馆人员和在华外商参加，梅兰芳到场演剧及游艺，筹得万余金，汇往日本救济灾童。

1923年9月上旬，江苏省各县团体电省报告组织救济日灾会者十数起。东北地区三省捐出大额款项及粮食、物品。芜湖佛教会由马振宪发起全国佛教徒振济日灾同志会，于地藏菩萨圣诞节诵经超度震灾亡灵，募款1000余元。直隶司法界组织日灾赈济会，司法官员捐款。北京警官高等学校校长刘邦骥致函日本驻华公使芳泽慰问，并捐款100元。9月中旬，江苏各县俱在办赈；南通市各界原定筹1.5万元，至9月中旬捐款已达2万元。接郑州市、南京、厦门市各地青年协会复信，均称已联络当地团体组织，展开赈济日灾活动。南京 ymca 与基督教协进会联络其他教会团体组织救济日灾协会，募捐。青年会全国协会向各地青年协会通电，请一致赈济日灾。青岛市赈济日灾会在济南市购买面粉2200袋，送至青岛，装船运日；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在宁购米2000石，运日赈灾。天津红十字会为日本灾民特做赈衣千件，中华实业工厂捐助装衣木箱10个，红十字会将衣物送交日本驻津领事转寄。中国红十字会邀请前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学会会长侯毓汶、陆军医学校校长戴棣龄、京师传染病院院长严智钟和前山东医学校长孙柳溪等人组成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团，目的为协助日本赤十字社救护伤员；因行期紧急，不及备办药品，中国红十字会特将银元 2万元汇与日本赤十字社；汤尔和一行29人于9月中旬抵日，投入救护。上海中国济生会捐助阳芋 100担、白果子50担、青萝卜干20担、腌咸菜 20坛、酱菜 50罐；前山东省督军、省长张怀芝捐助饼干1000箱；天津市警务处长杨以德捐助干白薯240箱等。由于驻沪日领一再声明灾区食米已足敷用，加之各地大量购粮外运，致使米价上涨，已影响民食，各界渐有反对米粮驰禁之议，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决定：除已运日粮食之外，此后接济方针，总以赈款或其他需要物品为限，不再续运米粮；大规模运米济日行动停止。9月期间，曹锟捐款5万元，其中3万元赈济日人，2万元赈济旅日华侨、留学生。吴佩孚、肖耀南各捐款2万元。江苏省省长韩国钧、直隶省长王承斌、松沪护军使何丰林、安徽省长吕调元、浙江省督办卢永祥、浙江省长张载阳等均捐款1000元至1万元不等。上海伶界联合会发起义演赈济日灾，经何丰林、盛竹书、汪精卫、史量才、虞洽卿、叶楚伦、张季鸾等赞助，在新舞台连演两天。北京学界日灾急赈会和上海青年会分别组织赈灾义演。上海海上题襟馆书画会发起劝募书画赈济日灾会，邀同停云社、豫园书画善会、宛未山房、有美书画社、上海书画会、西泠印社集议，决定各会向海内书画界劝募书画。天津市警察厅急赈会上平安影园演电影两日，得款591.08元，电影园免收电费40.5元、房费24元，均作为日灾捐款。北京、南京、济南市、青岛、南昌市等地举办游园会、游艺会、展览会募集赈款。法雨寺、普济寺、玉佛寺等多处寺院作道场，撞冥钟超度日灾亡灵，各寺法师及各地居士130余人捐助经咒、佛号不等，并捐款近2000元。10月中旬，南通协济日本震灾筹赈会送交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价值7600元的蚕豆1200包，另银元 2400元。

1923年9月12日至1924年1月29日，《申报》刊登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鸣谢广告125条，列捐款团体650个、个人1395人，捐款总额大洋184003.95元、旧制钱283330文。由某慈善机关募集的多人捐款，或某机关“同人”捐款，因人数无法确定，均计为一团体；对少量居沪西人捐款及指明专赈旅日华侨、留学生之款未计在内。1923年9月11日至12月25日，天津《大公报》刊登直隶省日灾救济会和天津市警察厅急赈会代办日本震灾募捐鸣谢公告51份，列捐款团体1398个、个人977人，捐款总额银元 33134元、旧制钱7180文。1923年9月15日至12月30日，天津《大公报》刊登落款为“救灾同志会段祺瑞等谨启”的中国实业银行经收救灾同志会捐款清单25份，去除重复刊登者后，列捐款团体59个、个人332人，捐款金额大洋227780.34元。三统计合计捐款团体2107个、个人2704人，捐款总额大洋444918.29元、旧制钱290510文。上述统计中团体包括各业商号、各业公会、慈善机构、工厂、学校、教会、寺庙、报馆、书局、银行、矿业公司、研究机关、行政机关及社会团体等。第一个统计中捐款团体与个人多在上海，亦有少部分来自汕头市、沈阳市、天津市、铁岭、玉山（江西省）、烟台市、宁波市、重庆市、南通、襄阳市、枝城市、樊城、金口、莱州市、牟平区、石岛（山东省）、郧县、仪征市、兰陵、商丘等地。第二个统计中捐款团体与个人多在天津，亦有少数来自保定市、唐山、盐山县、广年、蒿城、冀城、冀州区、抚宁区、安新县、涞水县、徐水区、东明、辛集市、新集等市县乡镇。团体捐款中最大一笔是上海银行公会捐助的2万元。捐款人包括捐款数千元的富商、名流、政要，多数为捐款数元者，亦有捐款数角或1角者。此三个统计反映当时救助日灾捐款的数量和范围。

日本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时值大正天皇在位，但皇太子昭和天皇（时年23岁）已摄政。地震发生后，裕仁皇太子下令对受灾地区实行戒严，并要求大阪等地派出3.5万名军队在受灾城市巡逻；9月1日中午震灾发生后，日本政府随即下令戒严，除原有的宪兵、军队和警察外，社会秩序由所谓“青年团”和在乡军人协同维持。裕仁皇太子调集军队，不仅为维持灾区秩序，还另有安排：先经福田正太郎将军宣布实行军法管制，随后将灾害责任归咎于朝鲜人，并散布“朝鲜人计划趁火打劫”“朝鲜人要反攻”“投毒报复”等谣言。从9月2日下午起，在军警配合下，“青年自警团”对朝鲜人聚居区进行屠杀，将朝鲜人集中后进行“街道审判”后予以杀害，死亡人数约6000至1万人。警察依据口音判断对象是朝鲜人还是日本人，据此误杀了一小部分口音不正的日本人。整个屠杀过程中，军队、警察和市民共同参与，导致6000多名朝鲜人丧生。同一时期，在日华人也出现死亡，一说被误认为朝鲜人。事后统计，在日本大地震中死亡、失踪、负伤的华人共716人，其中当场死亡622人、失踪11人（事后查出一些已遇难）、负伤83人（事后一些人伤重死去）。遇难者中，来自浙江温州、丽水市的共658人，死605人、伤53人。

1923年9月2日，约300名日本暴徒涌至大岛町八丁目华人所住的林合吉客栈，将客栈内174名温州市、处州旅日华工赶至客栈外荒地，声称即将地震、令其卧于地上。华工伏地后，暴徒即以刀剑、铁棒、铁钩等凶器滥杀，当场打死173人，仅一名叫黄子莲的华工（永嘉廿三都人，现属瓯海区五凤详）右颈重伤，在积尸下装死方幸免于难。随后，暴徒又在南千住、三河岛等地以同样手段杀害旅日华工商贩。据《东方杂志》第20卷《日本震灾中的暴行》记载，被杀害者“当在千人以上”，其中以温属工人为多，总数约七八百人。黄子莲后向“旅日难民调查委员会”叙述，9月2日有日本浪人声称有钱的中国人可回中国，华工随其离栈至附近空地后，日人喝令其跪地，以铁锤、枪棒等凶器格杀，死者足有200人；黄子莲被殴晕后日人以为其已死，晚间醒来从尸堆中爬出，7日逃至七丁目空屋又遭暴徒殴打，后被街警送小松川警署，再经陆军转送千叶习志野市。日本高梨辉宪在《关东大地震亲历记》中记述，他于地震之夜从猿江后街至大岛八丁目表兄家避难，9月4日早晨到离表兄家不远的一块空地（即今江东区大岛八丁目富士公共汽车营业所所在地），见“血流成河，积尸成山”。华人遇害后，日人焚烧尸体以毁灭罪证。除当场遇难者外，部分华人被逮捕关押，直至1923年10月5日才获释回国。

遇难华人中包括旅日华工领袖王希天，他同时也是“ 五四运动 ”的组织者之一。王希天遇害真相直至1975年才因日本《每日新闻》发表当年在龟户地区执勤的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六中队一等兵久保野茂次的日记而得以公开。1923年9月9日上午12时，王希天至大岛町共济会事务所办公楼前，随后前往查看八丁目方向中国人是否安全；此前他已曾在六丁目空地看到约200具尚未处理完的裸体华工尸体，其喉咙均被切断。9月9日下午4时，王希天被关押于龟户邮电局隔壁的宪兵司令部，其要求向中国拍电报的请求被拒绝，11元款项被宪兵收去。9月10日下午5时，日本宪兵将王希天与一名叫伍铭钟的浙江青田中国商人一同押送至龟户警署。9月11日早晨，王希天对伍铭钟表示听说将送往千叶市，不必着急；下午，拘押在龟户警署的15名华工排队离开，王希天因要办理工人事务而未同行，仍被拘押于龟户警署。9月12日凌晨3时，两名日本士兵将王希天捆绑后带出，此后其下落不明。王希天失踪后，其好友王兆澄最先四处寻找，不仅未查明真相，还受到日本军警严密监视，后改名换姓乔装回国。1923年10月17日，王兆澄在上海召开的温州旅沪同乡会紧急会议上，披露了王希天在关东大地震中失踪、旅日华工惨遭迫害的消息。随后《申报》《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大公报》等报刊相继报道，引起国内民众和社会团体的关注，抗议日本当局杀害华工，要求查明王希天失踪真相并严惩凶手；在王希天家乡长春市、吉林市两地也出现抗议浪潮。在中国舆论和留日学生的压力下，自1923年10月17日起，《都新闻》《东京日日》《中外商业》《万朝报》《时事新闻》《朝日新闻》等日本报纸陆续报道“王希天行踪不明”。北京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交涉，派外交部官员王正廷、刘彦、沈其昌等人赴日调查。王正廷等人11月底到达日本时，日本政府已将屠杀华工的罪证销毁，调查无从着手，只得委托日本官方代为调查，王希天下落仍为“行踪不明”。

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闻》公开发表《久保野茂次日记》，王希天被害经过方才公开。久保野茂次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任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士兵，奉命驻守大岛町一带，于1923年10月18、19两日的日记中记载了王希天被押出龟户警署后的情形。1923年9月12日凌晨3时，王希天在两名日本兵押解下前行。11日夜半，日本戒严部队长官下达杀害王希天的命令，行刑者即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副官、中尉垣内八洲夫；他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曾入户山学校剑术专修科，自诩剑术已达五段标准。垣内于凌晨两点多从旅团值班室起身，至指定杀人现场逆井桥，桥头已有四名士兵警戒，另有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第六中队中队长佐佐木大尉在场。王希天与押解士兵行至逆井桥桥坡时，押解士兵拉绳将其拉下堤坝，至垣内隐蔽的水泥柱附近，佐佐木令王希天就地休息。王希天背靠水泥柱坐下时，垣内的军刀从后砍下，王希天身首被劈开，倒地而亡。刽子手搜得10元7角钱和一支钢笔，随后焚烧其衣服，将面部弄烂、手脚斩碎，连同尸体抛入逆井桥下的中川河。王希天遇害时年仅27岁。

日本军方估计此事可能酿成严重外交问题，遂于1923年11月7日召开有山本总理、后藤新平内相、伊集院外相、平沼骐一郎法相和田中义一陆相参加的“五大臣会议”，决定“彻底隐蔽” 大岛町事件和王希天事件。时任野战重炮兵第三旅团参谋的远藤三郎在日记中记载了相关情况。1983年11月和1986年4月，随着远藤一郎《关东大地震——关于王希天事件》和宫武刚《将军之遗言》的发表，日本最高层当年决定“彻底隐蔽”杀害王希天一事的经过公之于众。

影响

关东大地震以及由地震引发的火灾、海啸给日本造成巨大的损失。东京、横滨市受灾较重，其次为横须贺和千叶市。东京城内85%房屋毁坏，横滨96%房屋被毁。日本共有25.3万所房屋毁于地震，44.7万所房屋被大火烧毁，海啸卷走、冲毁房屋868所。整个关东受灾地区，14.3万人死亡，20多万人负伤，财产损失为300亿美元，无家可归难民数以10万计。人口稠密的东京地区受灾较重，死亡人数最多，达7.1万人，其中大火烧死5.6万多人，海啸吞没1万多人，地震中房屋倒塌压死3000多人。地震后，日本加强了对地震的科学研究。日本气象厅早已开始对全国实施24小时的监视，以防悲剧再度发生。日本政府也经常举行演习，增加公众的抗震意识。但要从根本上减少地震造成的损失，准确的预报是减灾的重要手段之一。

关东大地震使日本陷入困境，也让统治者意识到本土的不安，他们必须给自己寻找一方新的落脚之处，第一个目标自然是中国。这场地震加速了日本侵略中华的速度，为缓和日本国内压力，弥补日本国内的资源不足，日本制定了一系列侵华策略，并且把眼光瞄准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开始动用一切手腕，收买东北军阀张作霖，妄图染指中国东北。侵占中国东北成功，建立了伪满洲国，也先后建立了不少移民村，把大批日本人迁移到中国东北。

震灾与防灾启示

灾后重建

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采取行动，天皇氏向受灾者拨付内帑金。之后，内务大臣后藤新平提出设立负责震灾复兴的机构、制定约30亿日元复兴计划等。9月12日，日本颁布《关于帝都复兴的诏书》，表示要设立审议调查帝都复兴的机构。以此为契机，日本设立帝都复兴审议会，并作为其事务局设立由内务大臣后藤担任总裁、直属内阁的帝都复兴院，从而建立制定复兴计划的体制。经过帝都复兴院讨论，10月23日，确定复兴计划纲要，内容包括设置主要干线道路、公园及广场，设置中央市场及其他市场，改造上下水道，改修及新建运河、桥梁、河流等。该计划为为期五年的连续事业，费用估算为13亿日元。该方案在讨论中出现反对意见；预算方面，经与大藏省交涉被削减至7亿日元，此后的帝都复兴审议会又缩小事业规模，并从预算中再削减约1亿日元；后藤新平主导的方案因财政状况最终调整为缩小后的方案。在东京，将烧毁地区的八成以上（920万坪）划分为65个地区，实施土地区划整理事业；在横滨市，将相当于烧毁面积约三分之一的104万坪划分为13个地区，实施区划整理事业。在铁路系统方面，铁路因关东大地震而损坏，修复需要较长时间，东京市电气局向美国制造商福特汽车公司订购800辆卡车底盘；完工的底盘于1924年1月抵达横滨港，安装粗帆布顶车身，作为市营巴士投入运营。

防灾启示

关东大地震作为20世纪世界最大的地震灾害之一，对抗震防灾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政府在后来的复兴计划和城市建设中，特别注意城市避难场所的设置、河川公园防火带的建设、各社区防灾据点的规划等，并且逐步形成了比较健全和善的法制体系。同时，日本对人民的地震防危教育也得到了加强，这对频发地震的日本起到了一定的防患作用。

1961年，日本颁布《灾害对策基本法》，将关东大地震发生的9月1日定为日本防灾日，“防灾日”所在的一周定为“防灾周”。每年在“防灾周”举行全日本范围的大规模综合防灾演练，以达到普及防灾知识和提高全民防灾意识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