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迟（前515年—？），字子迟， 春秋 末鲁国人，一说齐国人。他是 孔子 七十二贤弟子之一，被认为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人物。樊迟继承了孔子兴办私学的传统，在各个朝代受到较高礼遇。 李隆基 尊樊迟为“樊伯”， 赵恒 封为“益都侯”，明嘉靖九年改称为“先贤樊子”。 樊迟的重农思想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他曾向孔子请教孝道，孔子告诉他“无违”。后来，樊迟又向孔子请教仁义，孔子告诉他“仁者先难而后获”。樊迟曾向孔子请教知与仁，孔子告诉他“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爱人”和“知人”。 樊迟曾向 孔子 请教如何学农，孔子告诉他“吾不如老农”。后来，樊迟又请教如何学圃，孔子告诉他“吾不如老圃”。樊迟离开后，孔子说：“小人哉，樊迟也！”樊迟上好礼，四方百姓不敢不敬；上好义，四方百姓不敢不服；上好信，四方百姓不敢不用情。如果这样，那么四方百姓都会带着孩子投奔而来，何必种植粮食呢？
人物生平
樊迟，孔子的学生，从小贫穷，但读书刻苦，还懂种田。未拜 孔子 为师之前，他已在季氏宰 冉求 处任职。孔子回鲁后拜师。
他求知心切，三次向 孔子 请教“仁”的学说，还问“知”、“崇德、修慝、辨惑”等。他有谋略，并具有勇武精神， 鲁哀公 十一年(前484)齐师伐鲁，冉求率“ 左师 ”御敌，冉求认为他能服从命令，以其为车右。 直鲁联军 不敢过沟迎战，他建议冉求带头，冉求纳之，鲁军大获全胜。
人物成就
樊迟兴趣广泛，除学道德、文章，还曾向孔子问“学稼”和“学为圃”，受到孔子的斥责。但他不愧孔门弟子中的佼佼者。
东 刘庄 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祭祀 孔子 及七十二弟子，他是其中之一。
赵恒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益都侯”；
人物评价
好像每次樊迟提出问题，孔子都以很浅显的话语敷衍他，觉得他“小人哉”，好像有瞧不起他，觉得他天资不够，是这样吗？
这大概是因为孔子的个性比较直率，有什么就讲什么，因此批评别人的时候也非常直白。“小人哉”这句评语，大概是针对当樊迟的观点而言的。 孔子 对每一个学生都是这样，即便是对他心爱的弟子 仲由 也是这么严厉的批评过。
而且孔子教育学生，并不是把他培养成为有某种技能的专门人才，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之“成人”，教育的内容就是怎样“做人”。 孔子 的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稼、圃之事而受到冷遇，如果学稼、圃之事，“老农”、“老圃”比孔子更精通(见《 论语·子路 》)。这一点被用来指责孔子轻视体力劳动，实不尽然。 孔子 本身就“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从另一方面理解，可以说孔子的教育内容并非这些专门技能。孔子另一弟子 曾子 就曾说“ 豆之事，则有司存”(《论语·泰伯》)，“笾豆之事”是指行礼之仪式，“有司”是执掌此仪式的专家，这样说，并非曾子鄙视礼之仪节，而只是说这样的专门技能有有司管理，君子所贵之“道”则不在此。君子所贵之“道”，就是“成人”、“成德”的根本，这是 孔子 育人的重要目的与内容。《 全本史记 》载：“ 孔子 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
而且，对于樊迟提出问题，孔子都以很浅显的话语敷衍他，觉得他“小人哉”，好像有瞧不起他，觉得他天资不够，这点正好说明了孔子的因材施教。的确，樊迟是天资不够，因此孔子只给他讲最基本的道理，只教他“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这并不是说与孔子的循循善诱，有教无类有矛盾，只是说明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樊迟墓作为名人墓冢，有着较高的历史价值，更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樊迟求知心切，三次向 孔子 请教"仁"的学说，还问"知"、" 崇德 、修慝、辨惑"等，有谋略，并具有勇武精神。
轶事典故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离我不远，仁在人心中，求仁而得仁。然何为仁？这却不是能够轻易说清楚的。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论语·子罕 》)按《 论语集注 》，程子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尽管如此，《 论语 》中还是有很多处谈及“仁”。这倒也不矛盾，因为孔子确实极少主动正面解释“仁”，多是弟子问而他答。可是每一次回答又都不相同。其中尤以樊迟问得最多，一共三次。
樊迟问知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
按《论语集注》，朱子曰：“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难，而后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
这里兼言仁与知，侧重于二者之不同，恰可与紧接着一段相印证。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
按《 论语集注 》，朱子曰：“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 乐山市 。”而知与仁之分立见，诚如 吕姓 所云：“当务为急，不求所难知；力行所知，不惮所难为。”
“先难”之谓，按《论语集注》，程子曰：“先难，克己也。以所难为先，而不计所获，仁也。”既以“克己”解之，又可与《 颜渊问仁 》章对观。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回 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
“克己”之“克”，多解为“克制”，一时也无从反驳。又曰“为仁由己”，似乎要自己克制自己了，还是要仔细斟酌的。至于程朱，自然是要将其发挥为天理人欲之辨的了。
樊迟问仁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 卜商 。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 皋陶 ，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 伊尹 ，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
这里又是同时问知与仁，然而樊迟开始没弄明白。按《 论语集注 》，曾氏曰：“迟之意，盖以爱欲其周，而知有所择，故疑二者之相悖尔。”似乎又在说二者之不同。于是 孔子 再作解释。按《论语集注》，朱子曰：“举直错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则仁矣。如此，则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为用矣。”可惜樊迟还是没弄明白。按《论语集注》，朱子曰：“迟以夫子之言，专为知者之事。又未达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于是 卜商 再作解释，这才算说清楚了。知与仁原来是一致的。
以“爱人”解“仁”，倒也方便，然而是博爱吗？恐怕并非如此。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 学而》）
这是有亲疏先后之分的，由父母而兄长而朋友，然后才惠及众人。这是人之常情。将这种人所共有的情感推而广之，就能做到仁了。关于 为仁 之本的孝，再看一段对话。
宰予 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钻，祖官反。没，尽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 不仁 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孔子 对“三年之丧”的论述，但求心安；在他看来，这是亲子之间不易的情感。可见，中国人的理性，既非可以算计的数理，也非可以逻辑推论的论理，而是从亲情人伦出发的情理、伦理。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 执事 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论语·子路 》)
按《 论语集注 》，朱子曰：“恭主容，敬 主事 。恭见于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弃，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而“与人忠”，则是以己及人之道。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 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 里仁》）
何为忠？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何为恕？ 端木赐 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
这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正是将对自己、对亲人的情感投射于外，爱人如己。
樊迟三次问仁， 孔子 三次回答。单独看其中的某一段，都觉得在情理之中；然而合起来看，要寻求它们之间的联系，却总难免牵强，通而未通，似是而非。学者们多有谈 孔子 的 思想体系 的，概而观之，自成一说；然究之细节，或有捉襟见肘之叹。原因我在第二问最后已有论及，发自内心的情感，是不能算计的，也难以逻辑推之。一篇好的文章，自然是要层次清楚，逻辑严密的了。然而孔子述而不作，他一生潦倒，也没有机会去拿学位、评职称，终于将人类这真实美好的情感贯彻到底了。
樊迟之墓
孔子 去世后，樊迟同 闵子 (名损，字子骞)和宓子(名不齐，字 宓子贱 )来棠地(今 鱼台县 境内)办学，传道于 济河 一带。 鲁悼公 十四年(公元前454年)卒，葬于故居西南一里许的 济水 北岸，即今天的武台村。
樊迟墓地处 鱼台县 王鲁镇 武台村南50米。占地面积78平方米。北靠武棠亭遗址，南有 闵子祠 。此地域古迹比较集中，是鱼台的历史人文中心。以樊迟墓为中心，另有樊迟后人墓冢及部分明清时期碑刻。樊迟 梁启超墓 为清乾隆九年重刻立，上书“先贤樊子迟墓”，额部有 篆书 “古迹”二字。碑楼有联曰：御车广教化先贤 德业 千秋 著，祀墓荐馨香后哲孝思 万代 隆。另有明代碑刻两块， 清朝 碑刻四块。
鲁悼公 十四年(公元前454年)九月，樊迟安葬。
汉朝 ，樊迟十一 世孙 樊宗、樊岩在樊迟墓附近大兴土木，建起樊庙、樊府，扩大 樊林 ，树巨碑于墓前，历代从祀。
赵恒 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益都侯”。
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樊子”。
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在墓前立石碑。后三年被洪水冲倒，碑残。
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九月，又立石碑，文曰“先贤樊子迟墓”。
1940年，因樊迟后裔樊照坤等人举旗抗日，樊庙、樊府多次遭日伪焚烧破坏， 樊氏 谱牒几乎烧尽。
1942年，樊氏族内集资欲修 樊庙、府、林，因战乱仅对 梁启超墓 增修了碑楼。
文革中，墓碑被砸断。1985年，墓碑被重新树立。
1996年10月，樊迟墓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11月，先后成立樊迟墓保护理事会、樊迟研究学会。
2001年3月，樊迟墓被公布为 济宁市 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