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亭

李治亭， 汉族 ，1942年1月13日生，山东莒南人。1965年 辽宁大学 历史系毕业。曾任吉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兼及明史。主要作品：《 清史稿 》、《 吴三桂大传 》、《中国漕运史》、《 清康乾盛世 》等。

主要著作

有：《 皇太极 全传》（合著）、《明清战争史》（合著）、《 吴三桂大传 》、《中国漕运史》、《 清康乾盛世 》、《关东文化》（合著）、《关东文化大辞典》（主编）、《 爱新觉罗家族 全书》（主编）、《二十六史精华》（主编）、《 吉林省 百科全书》（总编）。

主要论文

有：《论清太宗在清史中的地位》、《中国近代化的曙光》在《 光明日报 》上发表；《清史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议历史人物评价》、《文化精神的科学总结》在《 人民日报 》上发表；《关东文化论》、《清朝逊国九十年祭》被《 新华文摘 》全文转载。

主要课题

有：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中国边疆史地丛书·东北通史》、《明清东北治边政策的比较研究》；东北边疆工程课题《清代东北边疆城镇研究》；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关东文化大词典》、《 爱新觉罗家族 全书研究》等4项。

个人语录

1、 清军入关 ，迅速统一了全国，结束了自 万历 以来长达七十余年的战乱与分裂，从大乱走向大治，重新建立起一代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不论从哪个方面估量，对 中国 社会的发展，都是一件好事。学术界有一种意见，认为清军入关是“民族征服战争”，有的甚至说，当时如继续分裂，总比统一好，而清入关建立全国统治，使中国的发展延缓了100年，等等。这些说法，实际都否定了清统一中国的深远的历史意义，看不到统一是明清之际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我们应当承认，任何一方能结束明末以来的战乱而统一全国，符合人民的愿望，都应给予肯定。但是， 明朝 及其后的 南明 都是腐败的政权，已经失去了其存在价值，为人民所抛弃，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李自成 、 张献忠 所建的两个政权，由于其自身致命的弱点和战略上的一系列失误，导致失败。如果希望农民军统一全国，试问农民军建立的政权就一定是先进的，清统一全国就一定是反动的吗？不能这样简单地看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正值西方 资本主义 蓬勃兴起的时候，无论明、清、农民政权三个方面，都不是代表社会的先进力量，只有新兴的 资产阶级 才是新社会力量的代表。在 中国 ，不论哪个政治势力，能够统一中国，结束分裂，就是先进的，应该给予肯定。明末统治已腐朽，分裂它，推翻它，天经地义；同样，在长期分裂之后，需要统一，亦是历史发展所使然。所以清统一中国，不应受到非议。

3、清统一中国，之所以受到某些人们的责难，据说是因为清为 满族 所建，不能入关“征服” 汉族 。此说甚不合理。前已阐明，满洲（女真）人是生活在明代中国版图之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明统治下的臣民，当他们遭受压迫，理所当然要奋起反抗。关内汉人主要是农民反抗 明朝 的腐败统治，进而建立农民政权，都备受赞扬，为什么满洲人建立政权就不可以呢？农民可以当皇帝，满洲人同样可以登上皇帝的宝座。汉人统治满洲等各个少数民族视为合理，反过来， 满洲人 统治汉人亦不为过。关键就在于，不论谁统一谁，一切皆以客观条件为转移；不在于谁统治谁，就看其所行政策、治国之道，是否有利于 中国 社会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改善。如坚持传统的“华夷”之辨的陋习，就难以科学地阐明 中国历史 的本相，其结论只能把人们引向误区。

4、 洪承畴 和同时代的许多重要人物纷纷降清，对于 明朝 及个人来说，的确是不幸的。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明朝政治黑暗、腐败，制造了一系列的悲剧和党争的牺牲品。洪承畴于 松山 兵败被俘，就是因为政治混乱而造成军事惨败的一个典型事例。……洪承畴受命为 辽总督时， 宁远县 总兵 金国凤 于宁远城北，携其二子，同清兵交战，均死于阵中。洪承畴以此次失败为鉴，上疏陈述其意见：金国凤前守松山，兵不满三千，却击败了清军，保住了孤城，这是因为“事权专，号令一，而人心肃也。”及至提升大将，兵近万人，“反致陨命，非其才力短，由营伍纷纭，人心不一也。”他的本意，借鉴此次教训，提醒 崇祯 ，他赴关外作战，关系重大，不能重蹈金国凤的覆辙。岂料他不幸言中！他统率13万大军，亲临前线，却不能自主地制定适宜的作战方略，一切都听命于千里之外的朝臣纸上谈兵，又受制于一个小小的职方郎中的瞎指挥，事权不专，号令不一，尤其是改变他力主的“持久之策”，速战速决，正合 皇太极 之意。洪被逼进兵，不得不把军队集结于松山这一孤危之地。而当决战的时刻，以粮饷不足，暂回 宁远 “就食”，引发内部纷争，人心不一， 张若麒 对此议竟予支持，进而加剧了军心涣散，失去打大仗的思想准备，却忙于回宁远取饷。皇太极利用明军的这些致命弱点，即采取挖长堑，筑长围，断饷道的方略，仅一昼夜，便大破明军13万！明军松山之败，表面看，败在 洪承畴 之手，实质是败于朝臣 陈新甲 等人，说到底，是政治混乱、腐败所种下的恶果。

5、 李自成 、张献忠大起义，以及关外的少数民族女真— 满族 崛起，都在为推翻 明朝 的腐败统治而进行斗争，从这点上说，其作用并没有什么不同。洪承畴等一批批汉官脱离明朝的腐朽集团，相继加入富有生命力的清政权，施展其治国的抱负，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不该受到责难的！问题不在于他所持何种动机，无非是为个人计，或为国家计，关键问题，就看他们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否为社会的发展，为百姓做了哪些有益的事情，以此衡量或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一味空谈道德、气节，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此，我们评价洪承畴降清，不去分析他何以失败，不指责明廷黑暗，只追究他降清丧失气节，要求他“不成功便成仁”，为黑暗的 明朝 尽忠，不能认为是持平之论，因而是不足取的。

6、统一全国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新兴的 清朝 的身上。以福王、 唐王 、鲁王、桂王（ 永历 ）四政权来说，内部腐败不堪，党争不断，互相残杀，不待清军进攻，先已自行瓦解。这些已为人们所熟知。如此腐败而黑暗的政权，岂能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他们存在的本身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清统一，不仅避免了 中国 继续分裂，而且也铲除了明末以来的腐败，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7、 洪承畴 顺应历史大势，弃暗投明，把他的才能献给了新的统一事业，并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是功不是过，更与投降外来侵略者的“汉奸”风马牛不相及。时代已经变了，旧的 历史学 观念也在变。只有抛弃那种以华夷之分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才能对洪承畴及其他降清的人做出科学的评价。

8、以当时的形势而论，明已分崩离析，而且这个政权已腐败透顶，延至 南明 三个小朝廷，又有哪个是开明政权？他们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为什么还必须扶植他们苟延残喘呢？它们的存在，对于人民，对于历史，都是一个无用的废物。我们要求当时的 明朝 将吏必须忠于这个腐败政权，不见得明智。如同出自南明小朝廷的立场，提倡对它“愚忠”到底，反对任何人降清。这实在没必要。每个人在大事变面前，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在 吴三桂 之前，也包括以后，有多少汉官汉将在明清（ 后金 ）斗争中选择了清（后金）政权，人数之多，以千计，以万计，以十数万计！我们能一概予以否定吗？显然不能。他们不受谴责而独责吴三桂之降清亦有失公平。我们不能按今天的观点指责这个那个人选择的道路不对，或正确，或错误，而只能从历史发展的眼光，从是否符合当时历史的发展趋势来加以判断和评论。以明清两个政权而论，都是封建政权；从世界大范围来说，在 英国 已开始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已进入 资本主义 时代。那么，明清两个政权比之资本主义，都是落后的政权，谈不上哪个政权更进步。但从国内而论，我们则不能不说，清政权是一个新生的有作为的政治势力，它要取明而代之，亦属必然之势。所以，在历史转变及两代王朝鼎革之际，一些人乃至相当多的 汉族 涌入清政权，亦是历史大势所趋。我们对此无须大惊小怪，也无须去指责他们，甚至给戴一顶“汉奸”帽子。

人物思想

李治亭认为，在 历史学 运用中有几种错误倾向：

一是把历史政治化，如上世纪60年代，历史沦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一些人大搞影射哲学；

二是持有陈旧的历史偏见，如否定 清朝 ，认为那是“异民族王朝”；

三是认同西方所谓后现代的“历史不可知”论，称“历史是历史学家主观构造出来的”；

四是史学商业化，为了迎合大众，把严肃史学变为“时尚史学”，标新立异，贩卖假货。

李治亭：《 百家讲坛 》名嘴误人子弟

如今，历史俨然成了一种时尚。荧屏上， 清宫剧 一部接一部；荧屏下， 易中天 的《 品三国 》卖得红红火火。昨天下午，中国清史编 委员会委员李治亭却在上海 书展 现场，就目前正流行的“时尚 历史学 ”发展谈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中国中央电视台 《百家讲坛》中的几员大将―――易中天、 阎崇年 等，都成了其炮轰的对象。

“品说”毫无创见“品读历史”是易中天创立的说法，而他的《 品三国 》也受到时下不少易迷的追捧。但李治亭对此却颇不以为然：“所谓的‘品三国’，品的到底是《 三国志 》还是《 三国演义 》呢？这有很大的不同。《三国演义》本身就带有艺术成分，可以随便品，但《三国志》可严肃得多，要‘品’的话就要注意真实性。”

李治亭认为 易中天 的《 品三国 》实在没品出什么有味道的东西来，“就品出 曹操 天生是爱说真话的。而这一点还真不知道他是怎么从历史上研究出来的，这纯属个人品行问题，根本与历史无关。易中天一会儿说曹操温情，一会儿说曹操奸诈，一会儿说曹操可爱，一会儿又说曹操报复心强，这么多矛盾的特质放在一个人身上，真有这样的人存在吗？而他最后又归纳总结为曹操就是一个奸雄，这不又跳进了历史 臼？”所以，李治亭认为《品三国》只是用时尚语言让历史庸俗化、 低俗化 ，“玩了玩 文字游戏 ，讲了些乐子，却没有任何创见。”

戏说太多编剧太懒

如今，戏说之风愈演愈烈。对此，李治亭表示：“这些戏说剧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名为 历史剧 ，实质是胡编乱凑。在这么多戏说的误导下，大众很有可能对历史产生一个错误的认识。”他以 乾隆 为例，指出很多人把其当成一个风流倜傥的帅哥，“实际上，这是个误解。 乾隆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皇帝。那些常常把‘搂搂抱抱’作为重点戏码的电视剧，掩盖了历史的真相，演绎的都是荒唐剧。”而谈到当下出现如此多戏说剧的原因时，李治亭直言：“这都是因为现在的编剧太懒，没有很好地将历史的真实性和文艺的再创造性结合起来。”

“时尚 历史学 ”误导受众

阎崇年 曾在他的《 正说清朝十二帝 》中提到， 努尔哈赤 的12大贡献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统一了 中国 。但作为清史编纂委员的李治亭表示：“其实，努尔哈赤只是打下了 东北地区 ，而他的儿子 皇太极 才是完成统一 中国 的英雄。”对于阎崇年在书中所写的“努尔哈赤种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播下了 清朝 灭亡的基因”，李治亭也进行了批驳：“这种历史‘ 血统论 ’非常荒谬。按照他的说法，所有的朝代都可以这么被解释。例如， 朱元璋 种下了 永乐盛世 的种子，也播下了 明朝 灭亡的基因。”他认为，历史研究的任务在于揭示历史真相，用科学的方法阐明历史的内核，给现代人以启迪。有真实才有历史，而如今种种的“时尚 历史学 ”，常常偏离了“真实”这根准绳，误导了不少受众。

李治亭质疑 阎崇年 “ 努尔哈赤 十大贡献”

努尔哈赤自明 万历 十一年（1583）起兵，迄至 天启 六年（1626）去世，跃马弯弓，驰骋40余年。终其一生，做了三件大事：其一，统一女真诸部，初步形成满洲；其二，创建国家政权——史称 后金 ；其三，向明宣战，断绝同明的隶属关系，揭开了明清（后金）战争的序幕，也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此三件大事，足以给努尔哈赤做出的正确的历史定位：他是清帝的直接始祖、 清朝 的开创人、 满族 形成时期的领袖。不论从哪个方面说，无论后世子孙取得何等伟大成就，都代替不了他的开创者的历史地位！

如果真是一个研究 努尔哈赤 的专家，那么，给努尔哈赤定位，既简单又容易。但 阎崇年 为其定位大误，史实大错，有错而不知改，又在《我为何重视努尔哈赤》（见《 北京晚报 》6月2日）一文中，连连铸成新错，其荒谬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阎崇年有意抬高努尔哈赤，其定位远远高于其他十一帝，即使如康、雍、乾三帝亦不能与之相比，唯独给努尔哈赤以“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的称号；又评其贡献最多，总结出“十大功绩”，连康熙与 乾隆 两位“大帝”也望尖莫及！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阎崇年制定的“十大功绩”究竟是什么。

“统一 东北地区 ”，为 努尔哈赤 “十大功绩”之一。 阎崇年 引述一段史料加以证明：“自东北海滨，迄 西北 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 紫貂 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 河源市 ，远迩诸国，在在臣服。”（《正说》页3）直言不讳地说，这是 原则性 错误。稍知一点清入关前史的人都知道，努尔哈赤终其一生，只统一了半个东北，至 皇太极 去世前，才基本“统一了东北全境”（尚余四城，仍为明守）！阎崇年自称研究努尔哈赤数十年，出此大错，谁人信之？更为严重的是，上述引文，原载《清太宗实录》卷61，页30，本系皇太极于崇德七年（1642）告祭其父 努尔哈赤 说的一段话，对其执政16年，最终统一 东北地区 的业绩的总结。顺便指出：皇太极已于 崇德 元年任命梅勒章京（入关后改称副都统） 吴巴海 镇守 宁古塔 （ 黑龙江 宁安），管辖黑龙江与 乌苏里江 流域的疆土。清在 黑龙江省 正式设治，即始于此。但 阎崇年 不明历史真相，却把 皇太极 说的话及其业绩廉价地移植给了努尔哈赤！本来努尔哈赤并没有统一东北，又强加给努尔哈赤的这一段话，纯属张冠李戴，成了无稽之谈！说到此，并未结束，他进一步发挥：“如果没有 努尔哈赤 对东北的统一，后来 沙俄 东侵， 日本 南进 ，列强争进， 东北 疆域被谁人占有，实在难卜。”这话说得也不错，但关键处却说错了人：本来属于皇太极的功绩，硬是强加给努尔哈赤。试问：为何如此颠倒史实，任意篡改历史？

《正说》开列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促进 满族 形成”、“制定满族文字”三项功绩，实则就是满族形成的一件事。统一女真各部，重新凝聚，以创制新文字为标志，才使新的 民族共同体 —满洲得以成立。换言之，满族之形成，恰是女真诸部统一的必然结果；没有其统一，也就没有满族。二者互为因果，不能割裂。 阎崇年 硬是把一件事给分解为三，以凑足“十大功绩”。

诸如“建立 后金 政权”、“制定抚蒙政策”、“丰富军事经验”、“ 迁都 沈阳市 ”等，何须以“功绩”论！因为这些与历代创业之君所行相类， 努尔哈赤 并无特别之处。试看历史上哪个创业帝王不建政权、不建都？迁都也是常有之事，如 孛儿只斤·忽必烈 、元世祖屡次迁都，最后定都于大都（ 北京 ）； 朱棣 自 南京 迁都至北京，辽与金的 首都 亦一迁再迁。他们各自制定民族政策，指引他们走向成功！这些必做之事，无须论为“功绩”。如以迁都为功， 爱新觉罗·多尔衮 决策迁都北京，其功绩之大，不在努尔哈赤之下吧！唯《正说》把此类事看得过重，做了不正确的表述，大书特书，无非是刻意抬高努尔哈赤吧！

至于 努尔哈赤 “创建八旗制度”，如同其先世 金朝 女真人所创“猛安谋克制”，都是本民族的 军政 合一的社会组织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过巨大作用。此制为努尔哈赤原创，仅编满洲八旗与一蒙古旗而止。毕竟是草创，缺失多有。真正把八旗制完善而定型，还是 皇太极 完成的。他增建 汉军 八旗 与蒙古八旗，是对八旗制的进一步创建；又把此制推广到 内蒙古自治区 ，皆为努尔哈赤所不及。 阎崇年 将八旗制的创建全部归功于努尔哈赤，亦失历史真实。

在阎崇年评出 努尔哈赤 “十大历史功绩”中，其“推进 社会改革 ”最具社会进步意义。在阎看来，努尔哈赤“创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即“贵族共和制”；经济上实行计丁授田、按丁编庄、奴隶制田庄转化为封建田庄等，都是实行“社会改革”。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说，在女真（ 满族 ）社会内部，建国家，定制度，应看作是女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他把上述制度和做法带到发达的 辽东 汉族 聚居的农耕区，实则把辽东社会拉向倒退。

所谓“贵族共和制”，无疑保留了原始 军事民主制 残余，可以看作是女真（满）族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但进入一个发达而先进的辽东地区，仍行此制，不能认为是先进的制度，与明制相比，显系原始而落后。

所谓“计丁授田”，并非真正实行“均田”。 努尔哈赤 进入辽东后，将该地区因战争而荒芜的无主地，首先分别授给各驻守当地的 八旗 满洲贵族及其士卒，而在战争中被掳的大批汉人，一在其满洲王公贵族包括将官之家为奴，一在其庄园—拖克索，供其役使。连清人也承认：“国初时，浮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 啸亭杂录 》）他们在名义上以成丁分得一份土地，但其所有权属于他们的主人。当然，也规定给“乞食之人、僧人”分地，但改变不了“计丁授田”的 农奴制 本质。总之，这是在战后打破明在 辽东 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由满洲王公贵族及农奴主对土地的重新占有，并无 社会改革 的意义。

所谓“编庄”，规定满汉人合居一处，要同吃、同住、同耕。实行此“三同”， 满族 为 汉族 所供养，汉人备受欺 ，直接被与之“三同”的满人所剥削。还有一种形式，即把汉人编入拖克索（庄园），每13个汉人编为一庄，给牛与耕地若干，其粮食除自食用，还将另部分缴纳官赋。果真实行此制，对汉人不无好处。但关键不在此。 努尔哈赤 把这些庄园按品级都分给了满官，如，每一 备御官 则赐给一庄，级别越高，其分得的庄园就越多。编入此庄的汉人成丁就成了他们的奴隶，因不堪忍受奴役，故引发大批庄丁逃亡。这证明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后，推行民族奴役的政策在：正如《清太宗实录》所载，满洲大臣直白：“昔太祖（努尔哈赤）诛戮 汉族 ，抚养满洲。”连清太宗也说过：“我国将士向来骚扰 辽东 民人。”一个先进的辽东地区，行此落后的制度，这哪里是“推进 社会改革 ”？ 阎崇年 称： 努尔哈赤 制定了“民族和解政策”。看看事实，哪里有“和解”？努尔哈赤晚年，民族矛盾尖锐，到处都有汉人的反抗，国势岌岌可危。

在辽东真正实行社会改革，决不是努尔哈赤，而是继承其汗位的 皇太极 ！他一即位，就大刀阔斧改革其父的弊政与落后的体制。据《清太宗实录》载：皇太极力主“满洲、蒙古、 汉族 视同一体”，将满汉合住改为分屯别居，汉人自立一庄，用汉官管理；恢复汉族奴隶的“民户”地位，编为户籍。优礼汉官，大量吸纳汉、 蒙古族 加入 后金 （清）政权，续建 汉军 、蒙古八旗，从而彻底改变其父所建单一的女真（满）族政权，改造成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权。又如，改 官制 ，变体制，按明制设六部，废“贵族共和制”，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 皇太极 的系列改革，从根本上消除了 努尔哈赤 晚年的社会危机，将清政权引导到蓬勃发展的道路。

阎崇年 对历史事实缺乏认真研究和考证，将正、误乃至错谬混淆一处，统统作为努尔哈赤的“功绩”加以赞扬。所列“十大功绩”，硬是凑数，何如实实在在，将历史真相告诉读者！这丝毫也不影响对努尔哈赤的历史定位。我绝非否定努尔哈赤。前列努尔哈赤一生所做的三件大事，将他置于开创者、创始者的地位，还嫌低吗？作者绞尽脑汁，事无巨细，不计是非，甚至将他人如 皇太极 的实践活动也算到 努尔哈赤 身上，正如前已指出，竟将皇太极说过的话也变成努尔哈赤的语言！绝非治史者所为！

阎崇年 给努尔哈赤的历史定位，已经远远地背离了努尔哈赤自身的历史真实，大失 历史学 的严肃性与科学性。作为一个学者，亦失应有的学风与史德。

阎崇年写道：“金亡之后，女真各部，纷争不已，强淩弱，众暴寡……”到努尔哈赤起兵前，女真“300年来”未获统一（《正说》页3）。这段话来源于《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原文是：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淩弱，众暴寡。”史载明确告诉人们：这段话是对 努尔哈赤 起兵前夕女真社会局势的真实概括。但作者把它断为“金亡以后”，历“元明300年来”，女真社会就是这种状况。这完全是误读误解。事实是，金被元灭亡后， 女真族 遭到极度摧残，元气大伤。其残存的女真人散居 东北地区 ，既无力抗元，亦无力内争。换言之，已形成不了任何集团势力。在 元朝 统治下，按民族分等，女真族被列入“ 汉族 ”之中，身份低于蒙古和 色目人 ，受其控制与压迫更甚于其他民族。入明，境况有所改善，女真诸部酋长不断受到招抚，赐以官职，生聚渐兴旺。自元迄至明中叶，女真人沉寂了200年之后，才渐次恢复了民族的活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到 努尔哈赤 出生前后，延至其起兵时，女真社会才出现了如上面所描写的互相战杀的局面。可惜， 阎崇年 连这个常识问题也出错，对女真社会的演变做出了不正确的解释。

阎崇年在解释努尔哈赤的“抚蒙政策”时，写道：“他用编旗、联姻、会盟、封赏、围猎、赈济、 朝觐 、重教等政策……”作者将 清朝 逐渐实行的对蒙古政策，统统都归为努尔哈赤所制定。但事实却否定了作者的信口开河。 满蒙联姻 ，实始于努尔哈赤，与部分蒙古部落建立了军事与政治同盟，努尔哈赤以“保护人”的身份，与他们共同对付 察哈尔省 部 林丹汗 。 努尔哈赤 与之联盟的蒙古如 科尔沁区 部等，尚未真正建立起如后来的那种君臣关系。到 皇太极 时，才开始把这种隶属关系确立起来。给 内蒙古自治区 诸部按八旗制编旗，也是皇太极做的一件大事；“会盟”并非努尔哈赤所为，确是 康熙帝 为解决 蒙古国 问题，先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派理藩院尚书阿尔尼举行过一次“会盟”。更重要的一次“会盟”，是康熙三十年康熙帝亲自前往 多伦县 并亲自主持“会盟”，决定喀尔喀蒙古实行“盟旗制度”。 阎崇年 归纳 努尔哈赤 对蒙古实行“编旗”的八大政策，很多项并无史实根据，却是将其後帝做的事又移植到努尔哈赤的名下！

更为离奇的莫过于说：“迁都 沈阳市 后”，“沈阳及 辽河 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得到全面开发与迅速发展”，还“带动了东北地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这是事实吗？自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战争以来， 辽东 、 辽西地区 先后辟为战场，努尔哈赤每攻下一城，必屠城杀戮与抢掠，撤走时毁城，夷为平地，如 抚顺市 、 清河区 、 开原市 、 铁岭 、 广宁 等，都变成一座座废墟！明代辽河流域的经济及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百姓或死或逃，土地荒芜，原先的繁盛之地已成无人之域！当时，朝鲜人、明辽东将吏等，都留下了战乱实况的真实记录。如，明辽东经略 熊廷弼 写道：明万历四十七年（ 天命 四年，1619），一年内，辽东十余万人死亡，“或全城死、全营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山骸川血，鬼哭人号。” 朝鲜 学者李肯诩记述： 辽东 大批人口逃入朝鲜，“前后数十万口”。明人 陈仁锡 记载：辽东百姓死十之八九，仅存者不足十之一！如，辽东“ 盖州市 、复州有可铸之矿而无人开”；辽西锦州、 义县 、右屯等地，“有可屯之田而无人垦……”类似记载，史不绝书。 皇太极 时，与 明朝 继续在 辽西地区 展开拉锯战，对峙10余年，以至人烟几绝，一片荒凉。 努尔哈赤 占据辽东， 辽河 地区处于激烈交战状态，战争乌云密布，谁来“全面开发经济”？即使个别地区，农业生产有所恢复，仍恢复不到明统治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准。在 阎崇年 的笔下，辽河流域，一片光明，和平安宁。如此歪曲历史，莫此为甚！

阎崇年不顾历史事实，把战争残破的经济说成是“全面开发”、“迅速发展”，甚至奉努尔哈赤为“近代辽河流域、沈海区域经济”开发的“创始者”！这是他的又一大“发现”？简直是闻所未闻之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