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里桥

八里桥，原名永通桥，始建于公元1446年的明代三孔石拱桥，横跨在通惠河上，是通州区至北京大道上的必经之处，因距通州八里而得名。位于朝阳区东部偏南（通朝边界）。东与通州交界，西至果家店，北起东军庄，南至通惠河。村因桥得名。八里桥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历史沿革

八里桥在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竣工时，定名为“ 永通桥 ”，后因距通县 8里，俗称八里桥或八里庄桥。

《明英宗实录》：“正统十一年八月，建通州八里庄桥，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督工。”又据《通州志》：“八里庄桥即永通桥，在普济闸东。正统十一年敕建，祭酒李时勉作记。”李时勉的永通桥记：“通州城西八里河，京都诸水汇流而东。河虽不广，每夏秋之交雨水泛滥，常架木为桥，比舟为梁，数易辄坏。内官监太监李贤以闻于上，欲与其地建石桥，乃命司礼监太监王振往经度之。总督漕运都督武兴发漕卒，都指挥事陈信领之，工部尚书王会计经费，侍郎王永和提督之，又命内官监太监阮安总理之。桥东西五十丈，为水道三券，券与平底石皆交互通贯，以铁，分水石护以铁柱，当其冲，桥南北二百尺，两旁皆以石为栏。表二坊，题曰永通桥，盖上所赐名也。又立庙以祀河神。经始在正统十一年八月，告成于十二月，明年三月立石。” 永通桥历经五百余年，明清、民国和八十年代屡加修，现状为石砌三孔拱券形，南北走向。永通桥曾是东至山海关区、南至天津市陆路交通的咽喉，历史上该地曾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中外战争，第一次为咸丰十年（1860）英法海底隧道侵略军攻陷天津、通州区后，清政府为保卫北京在这里阻击侵略军，进行了八里桥之战。第二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义和团在八里桥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桥东京津公路北侧有雍正十一年（1733）所立的“御制通州石道碑”一座，碑文记载了当年修筑朝阳区关外石道之事。此碑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传，村内曾住有一海姓满族，共妇王码汉卡氏为爱新觉罗·弘历乾隆之乳母。雍正三年（1725）在此为其立有一碑，现已无存。

2013年和2014年，先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18年6月，北京近600岁八里桥年底禁车，公园拟复原清代石道。

修缮方案

2018年年底禁止机动车通行。路面柏油将被清除并恢复原貌。

新建的这座桥将为双向6车道，其中机动车道4条，各宽3.5米；非机动车道2条，各宽3米，另外还有2条3米宽的人行道。

根据桥型布置立面图，这座桥的路面将是平的，而不是古桥那种拱起的形状。新八里桥的建筑风貌和古桥完全不同，相关部门从3个设计方案中选定了卧虹式桥。新桥的规划设计本着“不能高于古桥”的原则，避免影响古桥的历史风貌。

古桥的修缮方案，正在筹备之中。八里桥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修缮方案将上报国家文物局审批。由于桥面上仍有车辆通行，所以检测存在一定困难。年底前，经过专家论证的方案将上报国家文物局。预计2019年下半年起，古桥将开始修缮。

古桥现状

八里桥与卢沟桥齐名，是北京三大古桥之一，也是昔日通州八景之一“长桥映月”所在地。桥面两侧有32副石栏板，亳州板面上的雕刻粗犷有力。栏板上有望柱 33对，每个望柱上雕有石狮，桥东西两端各有一对戗兽，长密麟，昂首挺胸。

八里桥长30米，宽16米，作为三孔桥，其中孔高达8.5米，宽6.7米，两次孔仅高3.5米，相差悬殊。这种构造是专为漕运的需要设计的。通惠河运粮船多为帆船，如建造普通形式拱桥势必阻碍漕船航行，将中孔建造得相当高耸，漕船即可直出直入，因此有“八里桥不落桅”之说。由于八里桥坡度极陡，机动车爬坡困难，桥两侧曾垫高处理。

八里桥两侧桥头，各有标注为2.3米的限高杆，以及限重10吨的标识牌。

保护措施

2007年，安装限高杆，是为了防止较重的大车通行，保护古桥。

2010年，针对困扰古桥的张贴小广告问题，朝阳区文化委文物科经请示相关部门，对桥体上的小广告进行了清理、清洗，并加装了护栏，防止张贴行为发生。

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201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17年年中，朝阳区文化委在八里桥上还加装了4个监控探头，对桥上桥下进行24小时监控。在八里桥西南侧引桥侧立面当代增建部分，存在大面积字母涂鸦。

建筑结构

八里桥南北长50米，东西宽16米。桥面两侧有32副石栏板，牛肉板面上的雕刻刀法流畅，粗犷有力。栏板上有望柱 33对，每个望柱上雕有石狮。石狮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可与著名的卢沟桥石狮媲美。桥东西两端各有一对戗兽，长鬣密麟，昂首挺胸。护坡石上卧伏着四只镇水兽，扭颈倾头，怒视碧波。桥南往东200米处，立有清雍正御制石道碑一座。大桥两岸，绿柳毛白杨，芳草萋萋，风景如画。白天，凭栏东望，可见巍巍古城；夜晚，扶栏观水，细波之中，月影婆娑，或如玉盘，或如银钩。若有客航货舟通过，桨碎玉盘，水折银钩，甚为壮观。昔日的通州八景之一——长桥映月，指的就是此地。

八里桥的原名应该是“ 永通桥 ’，因为它坐落在通惠河上，距通州八里地左右，所以人们俗称它为“八里桥’。八里桥建于朱祁镇正统十一年(1446年)。八里桥是典型的直拱桥，桥面的中心石是桥面的中轴线，与曲拱桥相比较，它的桥面是一条非常平直的通路，因而这类桥主要是供骡马大车运输货物之用。

这座桥为花岗石石砌造，中间有一个大跨度的桥拱，两边各有一个小型的桥拱。桥长50米，宽16米，桥墩呈船形，前端有分水尖，尖上安装三角形铁桩，在桥墩和桥拱的水位线的位置加固了一圈腰铁，用此预防春天解冻时冰块的撞击或夏天时洪水、过往船只的碰撞。

通惠河是京城的主要运粮通道，运粮船只多是帆船，因而八里桥中间的桥拱建得非常高，最高处有8.5米，宽也有6.7米，这样的设计很实用，来往帆船可以直接通过，八里桥也就有了“八里桥不落桅”的美誉。八里桥的中间桥拱很高，而它的两侧小桥拱却仅高3.5米，如此悬殊的比例也给八里桥带来了非常独特的形式感。

八里桥的桥拱是北京独一无二的。除此外它的石雕装饰也很美，在32块汉白玉护栏板的望柱上都雕刻有造型各异、形态生动的石狮子。另外，在桥的东西两岸上各有一只趴在岸边的镇水石兽。镇水石兽体型庞大，虽然历经多年风雨侵蚀已经残缺，但姿态仍然威武雄健，注视河面的神态也是非常生动。传说镇水兽是龙生九子之一的蛤，其形象很怪异，说龙非龙，似虾非虾，喜欢游泳，以水为伴，人们也就将它的形象作为桥上的装饰以镇洪水。

八里桥桥拱上的龙门石（拱心石）雕刻得也很有特点一一个形象奇特双角披倒毛的怪兽怒目注视着河水，这个石雕俗称“毛水兽”。将它装饰在桥拱上寄托着老百姓依兽镇水、镇服兴风作浪的怪物求得平安的美好愿望。

历史战事

血战

八里桥不仅是风景名胜，还是古战场。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八月，三万清军曾在这里与英法侵略军展开了一场血战。

八里桥之战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七月，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因天津市谈判无结果，遂自天津向北京逼进。八月初七，英法军队以6000人的兵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自通州郭家坟分三路向八里桥一带猛扑。当时，驻守八里桥一带的清军三万，分别由僧格林沁、瓜尔佳·胜保、叶赫那拉·瑞麟统率。清军当时处于冷热兵器转型期。清军士兵挥舞着大刀长矛，使用落后于侵略者的抬枪、抬炮。与着刚刚经历克里米亚战争锤炼的英法联军展开生死决战。通州城外杀声震天，八里桥边遮天蔽日，清军将士视死如归，英勇杀敌，桥上的将士倒下了，后面的将士又冲了上来，誓与大桥共存亡。战至当晚，虽然清军官兵前仆后继，打死联军一千多人，但是在侵略者密集的米尼子弹的精确杀伤下。在先进火炮发射的葡萄弹实心反复摧残下，桥面上堆满了清军的尸体，八里桥失守了，3万将士全部殉国！！！

在恶战中，八里桥的石栏板被炸得粉碎，许多石狮子也被炸毁，于是在八里桥之战后，清政府将伤痕累累的八里桥重新修复，但仍不免留下了一些炮弹造成的创伤。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修京通柏油路时，将桥两端垫土，降低了石桥的坡度。解放后，桥面铺上沥青。后来，为保护古桥的历史风貌，减少洪水对桥的冲击，在桥南北两端开道引河，各建三洞水泥桥一座，用来泄洪分流，桥间以水泥构成分水泊岸。

弹指一挥间，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如今，留有英法联军洋枪洋炮弹痕的八里桥仍巍然横跨在古老的通惠河上，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的沧桑岁月，它告诫我们，历史是残酷的，落后就要挨打。

八里桥战

通州区向西有个八里桥，又叫永通桥，是明朝正统年间修建的一座石拱桥。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军队在这里和入侵的英法联军打过一仗，史称八里桥之战。

介绍八里桥之战的文章很多，然而说法也多，有的互相抵，有些是明显的误。十年前北京一家大报在谈到八里桥时，说义和团在这里消灭了英法联军一千多人。遭到一位老报人的激烈批评，说北京的报纸、北京的记者，竟然不了解北京历史。笔者手边有本通州人自己编写、2004年出版的小册子:《通州古建》，其中也说“清军在八里桥与八国联军大战数日”，“ 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数次冲锋均未成功，最终失败”。看来，通州区人也未必清楚通州的历史。

其实，八里桥之战发生在1860年9月21日，抗击的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入侵是1900年的事。僧格林沁没能看见八国联军入侵，因为他1865年在山东省镇压捻军时阵亡了。再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倒是跟义和团和清军打了几仗，但战场都不是在八里桥。

八里桥之战清军败了。不然，爱新觉罗·奕詝就不用逃往承德、圆明园也就不会被焚毁了。败是败了。那么，清军消灭了一千多侵略者没有呢？很多资料对此回答都是肯定的。笔者从一部介绍蒙古族历史的专著里看到，说僧格林沁指挥的蒙古骑兵在八里桥之战中“毙伤敌军千余人”。毙者，致死也；“毙伤”自然就是“死伤”的意思。这跟“消灭”一千多人虽有出入，但意思还算接近。在网上搜索一下“八里桥之战”，发现很多说法惊人相似。惟有一点不同，就是在“毙伤”敌人的数字上。有的说“毙伤数百敌人”，有的说，“激战一时许，毙伤敌军千余人”。然而僧格林沁给皇帝的奏折上说，这场战斗“ 战两时之久”。两时，不是两个小时，而是两个时辰，就是说，持续了四个小时——这跟法国人记录的情况差不多。按照法国人的说法，战斗是从清晨七时许开始的，一直打到中午。那么，到底清军 “毙伤”多少敌人呢？从僧格林沁的奏折上看，并无确切数字，只看到“毙贼甚众”、“复又毙贼多名”这样含糊其辞的话。很可能，“毙伤数百敌人”和“毙伤千余人”之说，是后人推测的。

英法联军的总数不到两万人。其中英军约一万两千人。进攻八里桥的是法国军队，司令叫孟托班，率两个旅，全部人马不到八千人。据僧格林沁向皇帝报告的法军人数是“不过五六千名”，这可能是法军投入战斗的实际人数。清军人数，据孟托班回忆录说是“三万到三万五千人”。而根据当时俄罗斯大使提供给英国人的情报，清朝军队在八里桥一役投入的兵力超过五万五千人。

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清军为什么战败了呢？因为武器太落后。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在作战方式上基本属于古代兵器时代的轻骑兵，主要武器是弓箭、长矛，外加马刀。清军部队中装备不少鸟铳和抬枪。同时清军也有不少近战支援用火器如：抬炮、劈山炮，虽然这些武器杀伤力不错，但是射程和精度。相比英法联军最新的线膛炮和线膛步枪而言，就相形见绌了！法国士兵手中的步枪有效射程可达一千五百米，在此战中，将冲锋的清军于远距离内一一射杀，最终多数的清军根本不能抵进联军步兵方阵！

战斗打响之后，两军相持了一段时间。僧格林沁的骑兵曾一度逼近敌军指挥部，冲到距敌人不到五十米远的地方，但是接下来没有发生“短兵相接”的战斗，他们的弓箭也没有对躲在壕堑里的法国士兵造成威胁。相反，法国士兵“每颗子弹打出去，总有某个骑兵落马”，冲到前面的骑兵“遭到密集火力的狙击，许多人和马都被打死”。但是人数众多的蒙古骑兵，还是呐喊着冲了上来。正在这时，“由于道路很坏”，一度“中途被阻”的法军大炮赶到了，炮弹准确地落在蒙古骑兵中间，骑兵开始溃散了。清军指挥官之一的瓜尔佳·胜保也被炮火击中，坐骑被炸死，他本人也多处受伤，被抬下火线。“炮弹倾泻在桥上”，“桥栏上的大理石被炸得粉碎”，“ 桥板上安放着的石头老虎(按：应该是石狮子 )也给炸坏了”。炮火迫使清军开始无秩序地后退，法军乘机出击，士兵们端着刺刀扑向八里桥。尽管守桥的清军非常勇敢，“他们中没有一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八里桥被法军占领了。

孟托班回国后被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封为“ 夏尔·库赞-蒙托邦 ”，还让他当了参议员。法皇提议再给他年金五万太平洋法郎作为奖赏，但遭到了多数议员的反对。议员们认为，发生在八里桥的不过是“一场引人发笑的战斗”，说“在整个战役期间，我们只有十二个人被打死”，不值得再给他那么高的奖赏！

十二个，这才是八里桥之战法军死亡的人数。而清军呢，伤亡也没那么高，因为是溃败，死伤合计也就一千多人，而清朝自己由于糟糕的管理，统计的伤亡数字要高于联军，为三千余人。

注：本文史料取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

清军魂战

在清代，北京所需粮食经大运河运至通州区，再转运至北京。转运有两条路，或经通惠河用船运至东便门大通桥码头，或经通州至北京的大道用车运至朝阳门。

1729年，雍正帝下令重修了这条重要的运粮大道。他在工程完成后题写的纪念碑文中说，朝阳门至通州的大道长40里，因为是土路，每逢雨季或是积雪初融之时，泥泞难行，有时一辆车陷住，要几十个人才能推出。雍正皇帝下令在40里大道上铺设了二丈宽的石板路面，并在两侧各建一条一丈五尺宽的土道。此项工程用了343484两白银，历时9个月，堪称是第一条具有主路、辅路和上、下行分驶的“ 京通快速路公路”。这块纪念碑八里桥东面。

1860年，发动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 ”的英法联军，在攻占了天津大沽口后，一路深入至通州张家湾，正是沿着京通大道向北京进攻。9月21日，英法联军向驻守在八里桥的三万清军开战。经过长达约2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清军歼敌英法联军合计7人，自身全军覆没。

八里桥是京城最后一道屏障，八里桥大战的第二天，住在圆明园的爱新觉罗·奕詝逃往热河避暑山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劫掠后焚毁。

战英法

“ 中国人和以勇气镇定著称的鞑靼人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中没有一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保尔·瓦兰：《征华记》

1860年8月21日，天津市大沽失陷后，僧格林沁统率蒙古马队七千、步兵万余名，从天津撤防退至通州区 (今北京通县)八里桥一带，准备与英、法联军进行“野战”。8月24日(七月初八日)，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城。8月31日(七月十五日)，咸丰急派大学士瓜尔佳·桂良为钦差大臣到达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向英、法侵略者谈判乞和。9月7日(七月二十二日)，当谈判破裂后，联军决计进犯北京。咸丰帝朱谕军机大臣和王大臣爱新觉罗·绵愉、载垣、爱新觉罗·端华、爱新觉罗·肃顺等人，表示与英法 “决战”，并提出了决战时机“宜早不宜迟，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长，制彼所短”（《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0，第2233页）。同时，谕令“所有通州一带防剿事机”，统归僧格林沁、叶赫那拉·瑞麟 “严密布置”，“厚集兵力，以资攻剿”。次日再次下达朱谕：“一面发报，一面知照僧格林沁督兵开仗”（同上，第2238页）。僧格林沁便在通州一带加紧部署防务。他表示“自当奋力截击”（《僧格林沁瑞麟奏报洋人北来预筹迎剿办法折》），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敌军的进攻。

当时，僧格林沁在通州一带的军事部署是：他把督师军营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由他统率马、步兵17000人，驻扎在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扼守通州至京师广渠门(今建国门)的大道，战略目的是保卫京师。其兵力的部署，防守通州区有4000人，张家湾驻兵1000人；命副都统格绷额督带蒙古马队3000人，驻守在张家湾的东面和南面，准备迎击来自北塘和天津市的进犯之敌；又命副都统伊勒通阿督带蒙古马队4000人防守八里桥；另有1000名察哈尔省蒙古马队由总管那马善统带，防守马驹桥东南之采育，以防敌军从马头西进，绕道进犯京师；署直隶提督成保率绿营兵4000人防守通州。总计：僧格林沁统率清军约达近3万人，其中蒙古马队共近1万人。此外，还有副都统瓜尔佳·胜保率京营5000人驻守齐化门(即朝阳门 )以东至定福庄一带，作为声援僧格林沁和护卫京师的后备部队。僧格林沁为了加强通州一带的防务力量，除原调绥远省、归化二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操演兵1000名外，“还派兵五百名，遴委得力将弁管带，配齐军火器械，于七月十九日，兼程驰往通州区，听候调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0，第2254页）。与此同时，僧格林沁奏谕又从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三盟中每盟各续调1000至2000名蒙古骑兵（《清文宗实录》卷325，第8～9页），调往京师附近驻扎。

（八月初四日），英、法联军先头部队自天津市北犯，是日中午，自河西务镇逼近张家湾附近，并向张家湾的清军驻地发炮攻击。僧格林沁所部守军早已严阵以待，并遵前旨：“倘该夷一过张家湾寸步，即督兵迎击，痛加剿戮”。杀伤敌军众多，但如僧格林沁奏报说：“至该夷于午刻马步各队进前扑犯，经我兵枪炮齐施，毙贼无数。正分拨马队抄击，该夷火箭数百支齐发，马匹惊骇回奔，冲动步队，以致不能成列，纷纷后退”（《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军来扑迎击失利退守八里桥折》，咸丰十年八月初四日，见《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84页）。在清军失利的形势下，僧格林沁立即率部退"入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随后，英、法联军一举占领了张家湾和通州城。

僧格林沁所部满、蒙马队和绿营兵退守八里桥后，他和瑞麟商定，全军分设南、东、西三路截击敌军。其中，将近1万名满、蒙马队军部署在八里桥一带防守。八里桥东距通州区八里，西距京城三十里，是由通州入北京城的咽喉要地。清军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在这里构筑了土垒和战壕，准备和敌军在此决一死战。当时，僧格林沁在奏折中曾向朝廷立下誓言：“奴才等现在督带官兵退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奴才等赶紧再振军心，倘该夷由通（州）上犯，奴才等惟有与之以死相拼”（《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军来扑迎击失利退守八里桥折》，咸丰十年八月初四日，见《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84页）。

9月21日（八月初七日）凌晨4时，清军由通州和张家湾、郭家坟一带向八里桥推进。上午七时许，英法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守军发起攻击。僧格林沁命令蒙古骑兵冲杀，他们用长矛、马刀和弓箭等落后武器，齐声呼喊杀敌。一部分骑兵一度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距敌人四五十米远的地方，短兵相接，英勇杀敌，激战一时许，毙伤敌军千余人。随后，由于南路法军第二旅将大炮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清军遭到重大伤亡。但守军与法军第二旅在桥边进行肉搏战。僧格林沁亲临前线，指挥蒙古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试图分割敌军的阵势。尔后，由于胜保所部败退，只是与西路敌军进行激战，因此，僧格林沁指挥蒙古马队分割敌人阵势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他仍然“骑着马站在前面，挥舞着黄旗表示挑战”（德·巴赞古《远征中国和交趾**》第2卷，第230～231页，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93页）。

八里桥之战，从早上7时打到正午时刻，战斗十分激烈。其中，蒙古骑兵在战斗中表现得异常勇敢，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多次冲向敌军阵营进行英勇的战斗。史书中记载：“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的军队是由两万五千名鞑兵和为数众多的民团所组成的”，“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然而，他们顶住了使他惨遭伤亡的强压火力”，最后，他们“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吉拉尔《法兰西和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94页）。还有的史书记载说：“ 中国人和以勇气镇定著称的鞑靼人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中没有一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保尔·瓦兰《征华记》，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92页）。

僧格林沁作为清军的统帅、八里桥之战的总指挥，他以英勇顽强抵抗外国侵略者的精神，奋力指挥全军作战，最后在八里桥上决战的时刻，公然挺身而出，骑着马站在桥中央，命令一名身材高大的蒙古旗手，高举"僧王大旗"挥师抗击敌军。根据一个英国随军翻译的记载：在八里桥激战时，“桥口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像是总司令（指僧格林沁）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此刻，全军精锐亲自保卫的那座桥也业已堆满尸体，然而这个鞑靼人尽管已孑然一身，却仍挺立在那里，可能正在传达僧王的最后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直到一枚" 霰弹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德里松伯爵《翻译官手记》第283～284页，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94页）。如此可歌可泣的壮烈场面，代表性地表现出了中国各族军民抗击外国侵略者宁死不屈的爱国精神。

八里桥之战，是关系到北京安危的关键性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战役虽遭失败，但以蒙古骑兵为先锋的中国军队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地抵抗外国侵略者的英雄业迹将是永不泯灭的。

注：本文史料取自皇帝之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