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子周（1879-1969），又名时作新，经名哈立德， 回族 ，天津人，世居 天津市 西北角文昌宫之西。出生于 前清 光绪 五年五月十九日。其父时震一，在 私塾 读过书，略有薄产，曾在一家鞋店当过记账先生，并有临街铺房出租。毕业于清末保定优级师范学校。1904年任教于天津敬业中学（ 天津市南开中学 前身），后加入同盟会。1917年赴 日本 考察，回国后任南开中学教务主任，开展社会活动，成为1919年“ 五四运动 ”中的活跃。
人物生平
时子周毕业于清末保定优级师范学校，曾在当时闻人严范孙翰林所办的家塾担任数学、物理课程，与 张伯苓 共事。1904年，家塾扩充，改名 上海市敬业中学 ，即南开中学之前身。他和张伯苓均随之转入 南开大学 ，并积极展开校内及社会各项活动，如成立新剧团，组织讲演比赛会等。他擅长讲演，口若悬河，内容新颖，颇受欢迎。该校演说竞赛会，周恩来曾任副会长（会长为 施奎龄 ）。
1917年4月，时子周曾同 马千里 等东渡 扶桑树 ，在游览观光，吸取教学经验，回到 南开区 后，当教务主任，开展社会活动，成为1919年“ 五四运动 ”中的活跃人物。在地近京 的 天津市 ，对“五四”的反响迅速而热烈，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各界联合会等进步团体风起云涌， 抵制日货 ，示威游行，声势浩大。他以回教团体代表身份参加天津各界联合会，被推为评议员，又经各界举荐为 国民大会 委员。他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针对 巴黎和会 与 日本 侵华等问题，慷慨陈词，激动人心。在抵制日货运动中，天津市为劝阻奸商贩卖日本货而组成“跪哭团”，他也率众参与，迫使奸商答应停售。但由于东门里魁发成洋广杂货铺勾引日本人殴打检查日货的学生，酿成风潮，1920年1月24日各界代表被拘捕，时子周也在被捕之列，与周恩来、 马骏 、 马千里 等同被押在天津警卫厅两个半月，又被解送天津地方检查厅，经三个多月“侦察”后，以所谓“私擅监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因实际被 羁押 日期早已超过所谓“刑期”，当即释放。据刘及三、谢天培合写的《时子周其人》追忆，他在 天津市 被押阶段， 吕振羽 难友们一起绝食抗议，并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和各项文娱活动，他连续讲过世界 工业革命 史。在被捕人士中，以他年岁较大，被难友们尊为老师，5月19日那天是他的42岁生日，大家都给他拜寿，下午开茶话会，晚上演出节目表示庆祝。这是他早期的积极进步的表现。
被释放后，他曾被推荐为天津工巡捐务处处长，开始从政。由于“班底”较弱，不久便辞职，应旧友吴子洲（梦兰）之约任华洋书庄北京分庄的经理。 国民革命军 北伐 时，他回到 天津市 ，就任河东中学教务主任，兼教英文课程，将 南开区 办学经验施展到河东中学，驾轻就熟，使该校声誉为之一振。1928年直隶省改名 河北省 ，省会设 天津市 。市长 南桂馨 贪赃枉法，怨声载道，时子周与天津绅士李廷玉等提出控告，使南氏被撤，改崔廷献接替市长之职。该市教育局筹建市立师范学校，落成后任命时子周为校长，致使他扎下了立足于社会并逐渐扩大影响之根基。
1930年6月，时子周被推选为 中山公园 临时主席。
1931年 九一八事变 以后，原 天津市南开中学 学生张厉生（原名星舟，曾赶上赴 法国 勤工俭学高潮，与周恩来、 刘清扬 、 张申府 等赴法留学）逐渐成为 蒋介石 亲信之一，以 中国国民党 中央委员兼 华北 党务特派人员身份留居北方，安置自己的人员，便推荐他的老师时子周为国民党 天津市 党部委员，还促使时子周与 陈果夫 ， 陈立夫 之间发生联系，参加了CC集团，成为国民党在 天津 的嫡系。当时CC的两个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和“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天津分会均由时子周发起，会址都设在市立师范学校内。此外，还有不少头面人物发起的社团，如苏吉享创设之“绿 画会”，赵光震所创的“天津市经济调查会”，欧美留学生的“群一社”， 刘孟扬 筹组的“地方协会”，李廷玉等组织的“国学研究社”，施奎龄等联名创建之“中外联谊会”，都设于市立师范学校内，直接或间接地受时子周的指挥。在 陈果夫 、 陈立夫 和张厉生的赞许、支持下，他同 中国国民党 的因缘越来越深。1935年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不久又补为中央委员，并先后担任宁夏省、 湖北省 教育厅长。这时已是 抗日战争 时期。1939年，被调往 重庆市 ，就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边疆教育班主任一职，长期住在 重庆市 观音岩附近的回教救国协会。该协会理事长是 白崇禧 ，不经常到会；时子周作为副理事长，处理日常会务，直到抗战胜利， 日本投降 。他又返回 天津市 ，任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和 天津市 临时参议会议长。但在国民党官僚相互倾轧夺权的斗争中，时子周终于失势丢官。上述两项职务分别被邵华和杨亦周夺走，仅保留一个 中国国民党 中央委员头衔。1948年10月，他悄然离开天津，经 长沙市 、 昆明市 绕道去 台湾 ，至六十年代末病逝于 台北市 ，已年过九旬。《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88年7月出刊的第44辑 ，曾介绍时子周赴台湾前的经历。
涉猎广泛，不忘教门
从时子周毕生的经历与影响看，他应该是个政坛人物或社会活动家，涉猎范围极广，但他热心教门，乐于奉献，没有忘本。例如 抗日战争 初期，他在郑州发起组织 回族 救国协会，担任过理事长。他曾经利用广播电台等宣传媒介宣讲回教教义，先是50讲，后来继续宣传达到100讲，并汇集成《回教教义百讲》一书， 台湾 有繁体字竖排本，大陆也有简体字横排本出现，改名《伊斯兰教义百讲》。每讲都有突出重点，也都比较简短，且通俗易懂。在 台北市 ，他还为筹建与扩建新生南路清真寺奔走、策划。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中，时子周生平的活动贯穿着较复杂的政治因素。但他也没有完全脱离文化教育的职业范畴，并以执教 南开区 、河东中学和 天津市 立师范学校而起家。作为 回族 穆斯林，他对 伊斯兰教 学术文化的宣传一向很热心。他的岳父，是回族著名医师兼新闻界名流丁子良（原名国瑞，号竹园，以字行，1869- 1935），清末曾创办《竹园白话报》，后改称《天津竹园报》有《 竹园丛话 》24册问世。丁先生对其女婿时子周之从事文教工作也有潜移默化之影响。 1927年，时子周 吕振羽 王静斋 、杨敬修等著名阿訇在 天津 筹办中阿大学，以困难重重、阻力甚大而未能如愿以偿。但这三位天津人，后来都是 文言文 《 伊斯兰教圣经 》的通译者。他一向支持 伊斯兰教 文化宣传事宜，晚年仍在台北回教协会工作。在 白崇禧 晚年因病请辞回协理事长之职后。他被公推为第二任理事长，从1958年起直至归真。除经常在清真寺讲演外，还坚持完成《 古兰经国语译解 》，脱稿付印之际已年届八旬。故台、港、澳和海外华侨穆斯林，对他和他的译本，都有较好的印象。从这个角度去衡量，时老先生对伊斯兰教的贡献弥足珍视，尽管他本人在《 自序 》中谦逊地认为“译文仍多欠流畅”，对自己有更严格的要求。
他的译本，在海峡两岸处于隔绝、封闭的特殊形势下，弥补了 台湾 等地穆斯林不易读到大陆译本的缺陷。
关于翻译的缘起，译者在《自序》中有所说明。主要是从大陆到台湾后，“主麻”日（聚礼日，星期五）到 台北清真大寺 礼拜，多次为教胞讲解伊斯兰教义，常需要引用《 伊斯兰教圣经 》为依据，听众苦于找不到适当的译本。时先生觉得已问世的几种译本，“或则文辞过于艰涩，不易使人了解；或则仅译大意，未能存真；而且印刷有限，流传不广，教胞由大陆迁台，携来更属有限”，不仅“教内人士颇感研读教义之苦”，而且，教外人士也“更加莫测高深”，于是，决定自己动手翻译。
时先生虽然不懂 阿拉伯语 ，但英文造诣很深，经常阅读各种英译本，通过比较、选择，决定参照尤素福·阿里的两种译本着手翻译。他很欣赏这两种英译本，因为它们“注辞精辟，使我领悟最多”。
起初，译文部分他本想以 王静斋 阿訇译解的丙种本为基础，只“稍作文字上的修正”，争取“尽早付印”。但在进行过程中却感到修改更吃力，“反不如另译较为便捷”，就干脆重译，另起炉灶。待原经正文译好以后，为满足读者要求，又附加注解。因右手微感不适，执笔不灵便，只好口述，请隋承礼先生代为速记；又请三位精通 阿拉伯语 的学者据原文逐节校正，算是集体协作的成果。因此，封里的 扉页 上由主译者一人署名，但卷末 版权页 上的署名为四人联名，即：“译述者——时子周、熊振宗、常子萱、定中明”。译者亦深切感到译经之难，“一字一句务求存真，未敢有所增删，以致译文仍多欠流畅”。
卷首有《凡例》8条。其中第1条希望研读者对这部“含义深 ”的“基本法典”应具“高见卓识，平心静气，探微启隐”，才会“其义自见，其理自明”（与 王静斋 阿訇丙种译本的《例言》之二大体相同）；第2条说明译文“尽力运用 越南语 ”，“与纯粹经堂语语气不同”；第3条是叙述所依据的原文和英译本；第4-8条主要涉及翻译技术，标点等的处理问题，卷末附录买德麟哈吉编辑的《中文古兰索引》，分为“一般索引”与“教法索引”两部分。
此译本为布面精装32开繁体字竖排本，分卷编排，各卷单列页码，每卷从22页至59页不等；同时加排相互衔接之总页码。正文（包括译文与注解）共908页，由于译文与释文字体大小有别，每页行数及每行字数均不相同，不易精确统计其总字数，估计当在70万字以上。
版面编排清晰醒目，译文字体较大，采用逐章分节提行方式，节次标号均置于节首顶格处理，查索非常方便。穿插于译文间的注释一律用小号字体，每条释文亦分行另起而不连排。书眉辟内容提要，概述某节重点所在。版面设计做到主次分明，突出正文。特别是按节分行，首冠 序数 ，比在它之前出版的七种译本大有改进（铁铮所译《可兰经》，虽曾逐节分行排列，但未标注节次，查检耗时费力），显然是吸取了英译本编排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