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亦简称《通鉴》，是 北宋 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司马光 奉敕主编的 中国 古代第一部多卷本编年体通史。 赵曙 治平 三年（1066年）始编， 赵顼 元丰 七年（1084年）成书，历时19年。神宗赵 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特赐名《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记事上起 姬午 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 五代十国 柴荣 显德六年（959年），以时间为线索串连起16个朝代、前后1362年历史。全书依朝代置十六纪，共294卷、300多万字。 司马光同时另著有《 资治通鉴考异 》《 资治通鉴目录 》各30卷。其中，《资治通鉴考异》是依照《资治通鉴》编年顺序，考证史料文献来源的专书。宋元之际史学家 胡三省 注释《资治通鉴》时，将《 通鉴考异 》拆分，分别放到《资治通鉴》相对应的正文之后，使之成为后世通行本《资治通鉴》重要的组成部分。
《资治通鉴》以其体系庞大、贯通古今、史料丰富和鲜明的鉴戒史观，一经面世即受到重视和推崇，被誉为 中国 古代独堪与 西汉 司马迁 《 史记 》相媲美的 史学 巨著。 司马光 与司马迁并称史坛“双司马”，《资治通鉴》与《史记》并称“ 史学双璧 ”。 当时和后世学者围绕该书进行踵 、注释、订补、论断，形成一门专门学问“通鉴学”。 《资治通鉴》的祖本是 北宋 “ 元祐 本”，今已亡佚； 清代 胡克家 仿刻 胡三省 《 资治通鉴音注 》，世称“胡克家本”，被奉为《资治通鉴》 古籍 善本 ；当下比较权威的《资治通鉴》通行本，是1956年由 顾颉刚 等12位学者以胡克家本为底本完成的 中华书局 撇号 本。
书名由来
北宋 治平 三年（1066年）， 司马光 将所作记事上起 姬午 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讫 胡亥 三年（前207年）的《 通志 》八卷进呈 赵曙 赵曙 御览，英宗令他继续编著，等成书后赐名。次年，英宗崩， 赵顼 赵顼 即位。神宗认为司马光作《 通志 》的构想，恰与自己志趣相合，遂亲自为该书作序。在序中，神宗认为该书对历代明君、良臣讨论治国之道的精辟言论、德与刑两方面的优劣制度、天象人事的吉凶关系、社稷祸福的根源，以及良将之谋略、 循吏 之施政等，都收集完备，一书在手，可了然古今国家盛衰成败的历史。故神宗引用《 诗经 》“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意，赐书名《资治通鉴》。因《资治通鉴》的地位和影响不易造成“同名异书”的混乱，所以世人又简称其为《通鉴》。
作者简介
主修
司马光 （1019年-1086年），字君实，祖籍陕州夏县（今属 山西 ） 水 乡，生于光州光山（今 河南省光山县 ） 。 宝元 元年（1038年） 进士 ，历仕 赵祯 、 赵曙 、 神宗 、 哲宗 四朝。因不满 王安石变法 ， 熙宁 三年（1070年）自请离京到 西安 任职，次年署理西京御史台，居 洛阳 十五年潜心修史。 元丰 八年（1085年）入京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废止 王安石 新法。 元祐 元年（1086年）病逝，追赠 太师 、 温国公 ， 谥号 文正 。后世亦称其 司马温公 、 司马文正公 、 涑水先生 。另著有《司马文正公文集》和 史书 《 稽古录 》《 涑水记闻 》等。
助修
协助 司马光 编修 《资治通鉴》的主要有 刘恕 、 刘攽 、 范祖禹 三人。 刘恕（1032年-1078年），筠州高安（今 高安市 ）人。 刘攽 （1023年-1089年），临江新喻荻斜（今 樟树市 ）人。范祖禹（1041年-1098年），成都华阳人。三人均为 北宋 知名史学家，刘恕另著有《通鉴外记》《十国纪年》，刘 另著有《 东汉刊误 》《 五代 春秋》，范祖禹另著有《 唐鉴 》《帝学》等。 此外， 司马光 之子 司马康 也参与了《资治通鉴》部分撰修工作， 与范祖禹、北宋文学家 黄庭坚 等承担了印前校定事宜。
撰修背景
社会环境与时代条件
宋朝 建立后采取“重文抑武”国策，实施文治导向，文化、科技和工商业比较发达，刻书业兴盛。 赵匡胤 吸取了 五代十国 时期武将得宠骄行所形成的君弱臣强的教训，采取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方略。国家经历 庆历 、 熙宁 、 崇宁 三次兴学，建成了一个从中央太学到各州县学校，覆盖面极广的官学教育体系，再加上民间士绅创立、主持的书院以及私塾、族学等教育机构，宋代平民接受教育的机会毫无疑问要多于之前的任何朝代及同时期的 欧洲 ，在“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下，人们从孩童时候起，不论男女都可以接受 儒家 教育，官办和私人教育机构蓬勃发展，为 宋朝 储备了大量人才，重视教育、崇尚知识蔚然成风。 自 赵匡胤 开国，经 赵光义 赵光义、 赵恒 赵恒、 赵祯 赵祯、 赵曙 赵曙至 赵顼 赵顼，100多年间社会相对稳定，朝廷提倡“稽古右文” ，征集了一大批因 五代十国 战乱散佚的书籍，培育了大量文化人才，编印了《 太平御览 》《太平广记》《 册府元龟 》等大型图书，重新校刻了《史记》等系列史书，图书资料空前繁富。这些都为史书编撰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
与之同时，中唐以至五代十国王朝快速更迭的历史教训，以及北宋中期积贫积弱、内外交困情形的日趋严重，也促使统治阶层和知识阶层思考矫正时弊、挽救危机之法，于是政治上有了 范仲淹 的“ 庆历新政 ”和 王安石 的“ 王安石变法 ”，文学上有了 欧阳修 、 苏轼 的古文运动，思想上有了以 朱熹 为代表的思辨理学，史学家们则希望总结天下治乱兴亡历史，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
个人志向与君臣遇合
司马光嗜好 历史学 ，认为国家安定与动乱的原因，古往今来大体相同，人君要治理国家，不可不阅读史书，以史为鉴。但是从《史记》到《五代史》光正史就有17部1500卷之多，卷 浩繁、难以遍览，不便于皇帝、官员掌握王朝兴衰更替的线索要领，司马光遂立志取材 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重大历史事件，编写一部简明易读、贯通古今的史学著作。 赵曙 、 赵顼 和 赵煦 赵煦对司马光都十分信任和尊重，为他撰修史书给予了大力支持，《资治通鉴》就在君臣遇合之际应运而生。
成书过程
编制《历年图》
治平 元年（1064年）， 宋英宗 赵曙 即位之初， 司马光 将所撰《历年图》五卷进呈御览。《历年图》是一部上起 战国 、下讫 五代十国 的历朝大事年表，是后来《资治通鉴》的雏形或编撰大纲。
初撰《通志》八卷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又将其在《历年图》基础上编撰的《通志》八卷，进呈 赵曙 审阅。《通志》八卷记事上起 姬午 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讫 胡亥 三年（前207年），成为后来《资治通鉴》前八卷周纪、秦纪的内容。 司马光 同时报告了撰修中遇到的“私家力薄”的困难， 宋英宗 诏令在 崇文院 设立专门修书机构“ 书局 ”，由司马光自行遴选助手编撰“历代君臣事迹”，并特许借阅龙图阁、天章阁及三馆 秘阁 藏书，给予人力、物力、财力支持。 司马光 遂举荐 翁源县 县令 广南西路 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 刘恕 、 将作监 主簿 赵君锡 作为助手，后因赵君锡父丧守制，改由 太常博士 刘攽 进入书局。
敕修《资治通鉴》
治平 四年（1067年）， 赵曙 去世， 神宗 赵顼即位。该年十月， 司马光 在迩英殿第一次进读《 通志 》。 神宗 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特赐名《资治通鉴》 ，并亲自撰写序文、当面颁授 ，又将自己收藏于颖邸 的旧书2402卷赐给司马光，敕令他携 书局 继续撰修。从 治平 三年（1066年）四月到 熙宁 三年（1070年）九月， 司马光 在朝中任职，与 刘恕 、 刘攽 一起修书，五年间编撰了周、秦、汉、 魏四 朝计78卷。
熙宁三年（1070年）九月，因与 王安石 政见不合，司马光坚辞枢密副使，以 端明殿 学士的身份离开 京师 开封市 ，到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做主官。他奏请 赵顼 ，让前资州龙水县令 范祖禹 同修 史书 。第二年， 司马光 到 洛阳市 署理西京御史台， 神宗 诏令书局和范祖禹一人跟随到洛阳，协助司马光修书。此后到 元丰 七年（1084年），司马光等人完成了晋代至 后周 十二朝216卷的编撰工作。至此，耗时19年的巨著《资治通鉴》编撰完成。其间， 刘恕 于元丰元年（1078年）病逝。
校定镂版印行
元丰七年（1084年）十二月， 司马光 将《资治通鉴》及同时撰成的《 资治通鉴目录 》《 资治通鉴考异 》一并进呈 赵顼 赵顼 ，并留下副本重新校定。 司马光 在《进书表》中称修书19年，自己"骸骨 、目视昏花、齿牙无几、神识衰耗”，付出了全部精力和心血。 元丰 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崩， 赵煦 赵煦继位。 元祐 元年（1086年）闰二月， 司马光 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九月初一病逝；十月，已迁任秘书省正字的 范祖禹 、秘书省 校书郎 司马康及秘书省校书郎 黄庭坚 等 ，将《资治通鉴》校定完毕，送往 杭州市 雕版 。 元 四年（1089年） 刘攽 病逝。元祐七年（1092年）《资治通鉴》全书印成，从此流传天下。
内容概要
《资治通鉴》记事上起 姬午 二十三年（前403年）“ 三家分晋 ”，下讫 柴荣 显德六年（959年）“征伐 淮南 ”，以时间为顺序、以事件为核心记载了16个朝代、 1362年 历史。全书294卷、300多万字，分为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 陈纪 十卷、隋纪八卷、 唐纪 八十一卷、 后梁 纪六卷、 后唐 纪八卷、 后晋 纪六卷、后汉纪四卷、 后周 纪五卷。从 广义 上讲，《资治通鉴》还包括辅助读物《 资治通鉴目录 》30卷、《 资治通鉴考异 》30卷，总计354卷。
围绕“有资于治道”这个撰修宗旨，《资治通鉴》所记史实主要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为主，尤其偏重于政治和军事，具体包含了“君道”“臣谊”“国是”“民情”和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 它详细记载了历朝兵、刑、礼、乐等方面的政治举措和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影响，历次重大战争的成因、经过和结果，以及田制、赋税改革及攸关民生苦乐的其他重大事件，对国家兴亡、政治好坏、君主贤愚、官吏清浊，着墨最多。通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撰述，《资治通鉴》记录了各个朝代、各个国家兴衰递变的过程和人民群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状况、斗争情况，展现了历朝历代兴衰更替、社会安乱、生民休戚、风俗移易的历史变迁过程。同时，《资治通鉴》还通过选录以往 史书 的评论、以“臣光曰”形式发表评论，表达了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治国理政的意见。
思想概述
为政思想
《资治通鉴》是一部旨在“资政”的 史学 著作，其为政思想，体现在对史料的采用上，也散见于书中 司马光 以“臣光曰”形式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论之中。概言之，司马光心目中的“太平盛世”是“君明臣忠，上令下从，俊良在位， 邪黜远，礼修 乐举 ，刑清政平，奸 消伏，兵革偃 ，诸侯顺附， 四夷 怀服，时和 年丰 ，家给人足” ，亦即明君在位、忠臣当道、政令畅通、各民族和睦相处、百姓 安居乐业 、国泰民安；司马光提出的“治国之要”是“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认为如此才能“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国家安稳如磐石，不惧外强侵扰 。
礼治与德治思想是贯穿于《资治通鉴》的重要思想。 司马光 主张礼治，要求“立政以礼”，认为“礼为 纪纲 ”，君主最大的职责是维护礼制，也就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纲常伦理。司马光主张德治，要求“为政以德”，同时强调“教化风俗”是“国家之急务”“天下之大事”，是实施礼治与德治的基本手段。 由此出发， 司马光 提出了德才兼备的选官用人标准及考绩与核真、信赏与必罚、奖廉与惩贪的治吏措施。 司马光崇尚礼治和德治的同时也重视法治，但主张“以法辅礼”“德主刑辅”，即主张在坚持礼治、德治和教化的基础上实行法治，反对苛刑、滥刑，提倡慎刑。 司马光 的礼治思想、德治思想具有理想色彩和历史的局限性， 其法治思想既与 法家 的法治思想不同，也与现代法治观念有别。
史学思想
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学界历来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多有争鸣，见之于《资治通鉴》则多论及以下几个方面：资政道，重视历史的鉴戒作用，主张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重贯通，重视在内容上贯通古今，在义理上贯通全书，在表达形式上做到前后体例、文风一致；明人伦，重视礼治、德治和教化，提倡 儒家 纲常名教、伦理道德，并作为评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价值尺度之一；尚简明，为更好发挥史书的作用，主张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做到史料充实、考证详细、繁简得宜；不持正统、正闰史观，主张“王霸无异道”，对不同族源、不同地域的政权平等看待，均“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不用《 春秋 》立褒贬之法，主张据实而书国家兴衰和生民休戚，并重视以附论的形式“辨疑惑，释凝滞”，阐明史意；反对谶纬神学与鬼神 迷信 ，对“天命”将信将疑，对“人事”更为关注，对历代有关妖异、符瑞、谶纬之事一般不予采入；在编写内容安排上，主张略古详今等。
军事思想
《资治通鉴》蕴含的军事思想，是中国古代兵家智慧的结晶，对中国及世界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其中“以战止战”“上兵伐谋”“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等重要军事思想，是中国古代兵家为世界提供的“中国智慧”。这些军事思想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体系，也为后世军事将领提供了兵法与谋略的借鉴，对后人理解战争本质、把握战略战术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主要特点
编年体例
《资治通鉴》记事上起于 战国 ，接续《 春秋 》《 左传 》，下终于 五代十国 ，止于 北宋 开国之前。它仿效《左传》和汉 荀悦 《 汉纪 》，采用编年体，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将16朝 1362年 间大事按年、月、日时间顺序记载，一气衔接。在具体撰述结构上，主要以历代 纪传体 正史 的本纪为经，以各史的人物 列传 和志书为纬，并博采其他史料作为补充，伦次编年，熔炼成联续古今的大编年史。
鉴戒史观
《资治通鉴》以资政为主要目的，其鉴戒观念在取材方面，表现为全书内容主体是政治和军事史料，所记典章经制内容相对疏略，经济和文化史料较少；记乱世的史事多，记治世的史事少；对历代统治集团，既重视记述帝王将相的善政美事和嘉言懿行，也重视记述昏君庸主、奸臣污吏的昏聩无能与倒行逆施等。在书法方面，突破了尊 正统 、别正闰、抑偏霸、斥 伪和《 春秋 》笔法等旧的 史学 传统，对各类政权、各类人物都坚持据实直书，如实反映。在史论方面，重视因事立论，或选录 史书 旧有评论，或以“臣光曰”形式发表评论，阐明史意，以资鉴戒。
取法实录
如实记录、企达信史，是 中国 优秀史学家的追求。就 司马光 著《资治通鉴》而言，其一表现为治史严谨，先由三位助修博采众史作“丛目”，务求史料详备，以供采择；再作“长编”，对宏富的史料比次异闻、逐一考辨，鉴别取舍、组织连缀；最后由司马光再斟酌裁断、删削定稿，并辅之《 资治通鉴考异 》说明取舍缘由，求是、求备、求精，力图接近历史真实。其二表现为据实直书，对帝王将相既不以 大善 而隐小恶，亦不以大恶而掩 小善 ，功业德行均一一实录，不加粉饰。其三表现为持论 中正 ，对人物的评论相对客观、辩证。其四表现为 文风 平实，语言简洁明了，不事夸诞，避免以文害义。
多重叙事
从叙事方式看，《资治通鉴》主要采取了“提纲法”（记事先提其纲、再述其详）、“追叙法”（在记本事之前以“初”“先是”等形式追溯事件起因由来）、“连类法”（即并叙法，述一事时连带述及相关史事）以及“插叙”“附叙”等方法，突破了编年体记事没有篇题、眉目不清和“事以年隔”等局限，使历史事件前因后果、发生本末和历史人物生平事迹得到完整呈现。 从叙事视角看，《资治通鉴》或运用全知视角，超越时空限制，从多角度、多维度描述历史事件，实现记事的全面、客观；或运用限知视角，制造人物冲突、情节悬念，使叙事生动、引人入胜。
历史影响
史学影响
《资治通鉴》的出现，使编年体这一 中国 最早的 史书体例 得到复兴。中国 史书 编年体起自《 春秋 》《 左传 》， 纪传体 的 正史 地位形成于 两汉 ，之后直到宋代数百年间，纪传体历代都有继作，编年体则时断时续、乏善可陈。《资治通鉴》一出，情况为之一变，史学家们师承 司马光 编年体创新义例，或补撰，或续作，于是编年体史著也逐渐自成系统，记事前后衔接，从 上古 一直贯通到明代，从而与纪传体的 二十四史 得以并行。
《资治通鉴》的出现，催生了一门专门学问“ 通鉴学 ”。通鉴学一说，源出宋末 元初 史学家 胡三省 《 通鉴释文辨误 序》。通鉴学的范畴大体上包括对《资治通鉴》的补撰、续作、改编、仿制、考订、注释、评论等。司马光的《 资治通鉴考异 》《 资治通鉴目录 》《通鉴举要历》和 刘恕 的《 通鉴外纪 》、 范祖禹 的《 唐鉴 》，可视为通鉴学第一批著作。其后主要有宋朱熹《 资治通鉴纲目 》、宋 袁枢 《 通鉴纪事本末 》、宋 李焘 《 续资治通鉴 长编 》、宋 李心传 《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宋史炤《 资治通鉴释文 》、宋元之际 胡三省 《 资治通鉴音注 》、明末 严衍 《 资治通鉴补 》、明末 清初 王夫之 《读通鉴论》、清 毕沅 《续资治通鉴》等。近代以来，有学者 陈垣 所著《 通鉴胡注表微 》和 张煦侯 所著《 通鉴学 》等。
《资治通鉴》的出现，也推动了 史学 编纂体裁的创新和多样化。 南宋 史学家袁枢对《资治通鉴》进行改编，从“ 三家分晋 ”到“ 完颜雍 征 淮南 ”列出239个事件，每个事件单独成篇、从头记述到尾，著成《 通鉴纪事本末 》，创造了有别于 纪传体 和编年体的第三个 史书体例 “纪事本末体”。 南宋理学家 朱熹 将294卷《资治通鉴》删减至59卷，仍以 战国 至 五代十国 时间为序，记事先作提要，谓之“纲”，再详述事件，谓之“目”，在编年体中创造了一个更加简明扼要的分支流派“纲目体”。
社会影响
《资治通鉴》问世以后，从帝王将相、士大夫、军事将领到市井百姓，都从各自不同的需要出发阅读《资治通鉴》，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帝王从中学习为君之道、驭下之术和教化风俗之法，士大夫从中学习为臣之道、君相之职和立身之要，军事将领则从中学习兵法与谋略。自宋讫今，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在中国古代 史书 中，论及影响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广泛和深入，以及所受称誉与重视，除《 史记 》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一部史著可与之媲美。
国际影响
《资治通鉴》的影响近及 朝鲜半岛 、 日本 、 越南 ，远及 欧洲 ，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和世界 史学 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与 隋唐 不同， 北宋 因外患忧国防，一度禁绝“有资于治道”的《资治通鉴》输出。但有商人为谋私利，不顾禁令偷运史书出国，尤其在两宋兵荒马乱之际，《资治通鉴》等书籍广泛流出。明代，《通鉴》类 史书 成为 中国 朝廷赐赠和 藩属国 求购的主要书目。《资治通鉴》的儒学思想、为政理念和史著体例受到诸国思想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重视。受其影响， 朝鲜王朝 时期出现了《思政殿训义资治通鉴》《思政殿训义 通鉴纲目 》等解读、校释《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纲目 》的著作和《 东国通鉴 》《东史纲目》等通鉴体、纲目体史著； 日本 出现了《 吾妻镜 》（“吾妻” 日语 “东”的意思，故又称《东鉴》）和官修史书《本朝通鉴》等； 越南 出现了《大越通鉴》等。通鉴学著作何时传入 欧洲 已不可考，18世纪七八十年代， 法国 出版了已补充明清部分历史的摘译本《 通鉴纲目 》，是系统介绍中国通史的一部著作；1876年， 清政府 出使 英国 的 刘锡鸿 在《英轮私记》中记载，他曾在 大英博物馆 见到 中国 《 元史 》《 通鉴纲目 》《 通典 》等史书。
名家评价
南宋 史学家 王应麟 对《资治通鉴》给予高度评价，称“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金元之际文学家 元好问 在《集诸家通鉴节要序》中称“《通鉴》成一家之言，而为百代不刊之典”，认为《资治通鉴》成一家之言，是历经百代都不可磨灭的经典。
宋元之际史学家 胡三省 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讲：“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明代学者 胡应麟 在《 史书 占毕》中说“编年之史，备于司马氏；司马氏出，而宋以前之为编年者废矣”，认为史书编年体到了 司马光 的《资治通鉴》才近于完备。
清代 思想家 顾炎武 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宋元学者 马端临 的《 文献通考 》，都是作者穷尽一生精力和心血所成就，故能成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清代学者 王鸣盛 在《 十七史商榷 》中说，读十七史，不可不读《通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并认为《通鉴》多从 正史 之外的古籍中取材，又能加以考辨、裁正，只有它可以担当“事增于前，文省于旧”的赞誉。
晚清政治家 曾国藩 在《与罗少村书》中认为，《资治通鉴》是“先哲惊世之书”，其中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中肯、合理，阅读有益于开阔心胸。
近代学者 梁启超 在《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中评价《资治通鉴》说：“ 司马光 《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版本流变
北宋元祐本
神宗 元丰 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成书， 赵煦 元祐元年（1086年）十月 国子监 获准于 杭州市 镂板， 元祐 七年（1092年）版成印行。元祐本是《资治通鉴》最初的本子，也称“祖本”，但可惜今无传本。
南宋余姚官刻本
赵构 绍兴二年（1132年）七月，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下属 绍兴府 余姚 县 重刻《资治通鉴》，次年十二月完工印行。世称《资治通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本，简称余姚官刻本，此本可能是对 元祐 本的翻刻，书中附有 司马光 《进书表》和 赵顼 《奖谕诏书》等资料，有助于了解《资治通鉴》成书至开雕之经过。余姚官刻本的 雕版 ，后来在战乱中被金军掳走。北京首都图书馆藏有余姚官刻本，虽有残损，尚是足本。
元初兴文署本
蒙古统一战争 后，在大都（今 北京 ）设置 兴文署 ，重新刊刻儒学经典、 诸子百家 及各种史书，《资治通鉴》是这套丛书中的一种，由当朝翰林学士 王磐 作序。 围绕王磐序、兴文署本《资治通鉴》的考辨， 清代 中期以来学者们意见并不一致，形成一桩公案。
元刊胡注本
宋末元初史学家 胡三省 曾两注《资治通鉴》：初撰《通鉴广注》97卷，摘录《资治通鉴》文句并加以注释，独立成书，但书稿在战乱中遗失，没能刊印；其后，又找到一部《资治通鉴》重新作注，把自己的注文和 司马光 《 资治通鉴考异 》都散入《资治通鉴》相对应的正文之后。 胡三省自谓此书为《新注资治通鉴》 ，后更名《 资治通鉴音注 》，世人多称元刊《资治通鉴》胡三省音注本，简称元刊胡注本或胡注本。元刊胡注本在明代传刻有十余种，因辗转 雕版 讹误渐多，后来渐失原貌，到 清代 原刻本书籍已不多见。
清代胡克家本
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至二十一年（1816年）， 江苏 布政使（其间又历任 安徽 巡抚 、 江苏巡抚 ）、今 鄱阳县 人 胡克家 ，获得元刊《资治通鉴》胡注本，遂仿刻胡注本《资治通鉴》294卷并《 通鉴释文辨误 》12卷。这一刻本称胡克家刻《资治通鉴》，简称胡克家本，又因雕版完工于丙子年，亦称 爱新觉罗·颙琰 丙子刻本。近代藏书家章 作《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 》30卷，对胡克家本进行过校勘。 胡克家 本被奉为 善本 ，1956年中华书局《资治通鉴》 撇号 本，即以胡克家本作为底本。
近代傅增湘百衲本
1919年，藏书家、四川江安人 傅增湘 以旧藏残本 余姚 官刻本为主，配以另六种少见的宋刊《资治通鉴》残本，凑集而成176卷《资治通鉴》，由 商务印书馆 影印，世称《资治通鉴》傅增湘百衲本。现北京首都图书馆有藏。
中华书局标点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4年11月成立标点《资治通鉴》委员会（或称小组），由 顾颉刚 等12位学者分工协作，1955年底交稿，1956年《资治通鉴》标点本由古籍出版社出版，1957年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之后改由中华书局出版至今。该中华书局 撇号 本，采用 胡克家 翻刻元刊胡注本为底本，进行分段、标点使之眉目清楚，对原文纪年标注了 天干地支 和公历，同时择要采用了 章钰 《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 》校勘成果，并增添了一些校注和补正。 2019年11月，中华书局启动标点本《资治通鉴》修订工程，旨在提供更加符合现代学术标准的升级本。
延伸阅读
王磐序与兴文署本公案
胡三省 《 资治通鉴音注 》在元代只有一个刻本，关于这个刻本刊刻于何时、何地或胡三省注释《资治通鉴》用的是哪个底本，没有原始史料说明。元代翰林学士 王磐 曾作《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提到元代成立 兴文署 刊刻《资治通鉴》事宜。流传下来的《资治通鉴音注》，仅明代前期印本卷首刊有王磐序。 清代 胡克家 仿刻时，曾说其所据元本有王磐序，并定为兴文署所刻。所以从清代中期以后，一直有学者认为胡注本为元代兴文署初刻，有王磐序。民国学者 王国维 考证后认为，王磐序并非为刊刻胡注本所作；元版胡注本于 胡三省 死后（ 大德 六年即1302年后）初刻于今浙江临海，而非 元大都 （今 北京 ）兴文署；胡三省再注《资治通鉴》时用的可能是有王磐序的 兴文署 本，故王磐序出现在胡注本中。此后关于《资治通鉴》版本“单传”一般认为是： 北宋 元祐 本为祖本， 南宋 余姚市 本为二传，元代兴文署本为三传，元代胡注本为四传。当代学者吴哲夫推测，王磐序是“明季或 清代 好事者的伪作”。当代学者郭立暄认为胡注 本初 刻于元代中期，明前期修补重印时，误增入王磐序，后来印本又将之撤去。当代学者 辛德勇 则认为，元代兴文署没有刻印过《资治通鉴》或《资治通鉴》胡注本； 胡三省 两次作注依据的底本均是 宋本 《资治通鉴》； 兴文署 未用的 王磐 序，在胡三省死后 台州路 儒学初刻胡注本时采用，以示朝廷对刊印《资治通鉴》的重视。
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
司马光亲书《资治通鉴》残稿一卷，现藏于 中国国家博物馆 ，横长130厘米、纵宽33.8厘米， 楷书 书写29行465字，是司马光为节约纸张，在 范仲淹 之子 范纯仁 给自己和哥哥 司马旦 的书信空白处草拟的手稿。有三部分内容：一是手书罗列了 司马睿 永昌 元年（322年）主要事件（从正月 王敦 起兵作乱到十二月 慕容皝 自令支回归），叙事并不完整，某事往往仅写个开头，后边即以小字“云云”省略，接着另写他事，应是《资治通鉴》的初稿或细纲；二是文中有已被抹去、尚可辨识的范纯仁书信“纯仁再拜……”几句话；三是后边还有 司马光 手书“谢人惠物状”，即收礼后的答谢信。一纸之间，集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 范纯仁 书札、司马光“谢人惠物状”于一体，堪称“幅纸三绝”，至为难得。手卷有清乾隆皇帝御笔题签，有宋人 任希夷 等、元人 柳贯 等题跋， 签印 清乾隆、 嘉庆 、 宣统皇帝 御宝及各家各式收藏印一百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