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新罗战争

670年发生于朝鲜半岛的战役

唐朝新罗战争(670~676年),是在唐朝联合新罗灭亡 百济 与 高句丽 之后,唐朝新罗两国为争夺对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的统治权而爆发的七年间战争。

670年3月,新罗派薛乌儒与高句丽旧将高延武各率精兵1万渡过 鸭绿江 ,进至乌骨城,拉开了唐朝新罗战争的序幕。新罗联合高句丽残余力量占领了连接 辽东 和 平壤 的交通要道,既可对驻守 朝鲜半岛 的 唐军 进行围攻,也可阻止唐军从辽东方面的增援。671年,新罗拿下在百济 首都 泗沘,推翻唐朝的熊津都督府,建立所夫里州,控制了前百济的全部领地。到上元元年(674年), 新罗 已经从 唐朝 手中夺得原 百济 的大部分领土。上元元年(674年), 李治 与 金法敏 彻底决裂,扶植文武王的弟弟 金仁问 为新罗君主,并派 刘仁轨 领兵攻打新罗。唐朝名将 薛仁贵 被唐高宗任命为鸡林道总管,负责羁縻百济的熊津都督府。 上元 二年(675年)二月,刘仁轨在阿达城之战、七重城之战大败新罗军后,金法敏为保持既得利益,避免覆灭厄运,即已派使入唐谢罪。但 李谨行 率领投靠唐朝的 渤海国 人攻打新罗石岘城、赤木城、买肖城三战皆捷。

经过多年的战争,新罗以全国之力,仍不能彻底击退李谨行和薛仁贵的留守 唐军 。因此,在买肖城之战后,派出使者,向 唐朝 进贡并且谢罪。唐朝当时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了西线, 吐蕃 成为其主要对手,因此面对新罗的谢罪请求,唐朝自然也乐于接受。据《 资治通鉴 》记载,“ 新罗 乃遣使入贡,且谢罪;上赦之,复新罗王法敏官爵。 金仁问 中道而还,改封临海郡公。”

战争概况

660年和668年,在 天宝 联合新罗灭亡 百济 与 高句丽 之后,唐朝在百济故地设立熊津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立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其地为 鸡林州都督府 。唐朝意图在高句丽和百济故地实行羁 统治政策,新罗则意图争夺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由其直接统治。为争夺对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的统治权,唐朝新罗战争爆发。 唐朝 由于受西北吐蕃局势的影响而对 朝鲜半岛 采取退守政策,唐朝新罗最终以 大同江 为界划分 势力范围 。唐朝巩固了大同江以北、特别是 辽东 地区的统治; 新罗 实现对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地区的统治,进入统一新罗时代, 东北亚 也进入了和平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战争爆发

安舜反唐

新罗 为防止 天宝 完全吞并朝鲜半岛, 金法敏 联合并扶植了朝鲜半岛上的原 高句丽 和 百济 的反唐势力一起攻打唐朝。670年3月, 新罗 派薛乌儒与高句丽旧将高延武各率精兵1万渡过 鸭绿江 ,进至乌骨城(今 中国凤凰山 东麓),由此拉开了唐朝新罗战争的序幕。新罗联合高句丽残余力量进军所至的乌骨城,乃是连接 辽东 和 平壤 的交通要道,占领这里既可对驻守 朝鲜半岛 的 唐军 进行围攻,也可阻止唐军从辽东方面的增援。另外, 新罗 军队在高句丽故地的活动,还可以把 唐朝 的视线转移到辽东,使其无暇应对新罗对 百济 故地的争夺。唐朝对此则派 高侃 率兵进行镇压。 新罗 文武王与 剑牟岑 失败后,发生分歧,剑牟岑被 安舜 下令处死。 安舜 南逃后,被 金法敏 接纳,封安舜为 高句丽王 ,在今韩国 益山市 建立了报 德国 (674年,改封安舜 报德王 )。这件事唐朝和新罗的同盟关系开始破裂。

大战熊津

但与此同时, 新罗 开始攻打唐在 百济 的驻军。671年,新罗拿下在百济 国都 泗 ,推翻唐朝的熊津都督府( 扶余隆 为都督,但滞留唐朝不敢回故国),建立所夫里州,控制了前百济的全部领地。到上元元年(674年), 新罗 已经从 唐朝 手中夺得原 百济 的大部分领土。但此时,新罗军主要与熊津都督府的百济人交战,而 唐军 主要与反唐的 高句丽 人交战。

新罗 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机,其原因首先是新罗对唐朝外交努力的失败。669 年,新罗文武王遣钦纯和良图入唐谢罪,但是第二年1 月 李治 “许钦纯还国,留囚良图,终死于圆狱。以王擅取百济土地遗民,皇帝责怒,再留使者”。由此来看,当时唐朝扣留的 新罗 使者似乎不止良图,而且钦纯带回的唐高宗的诏令是“ 百济 旧地,总令割还”,直接表明了唐朝不再容忍新罗继续占领百济故地的态度。这样 新罗 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来取得 唐朝 对其攻取百济故地行为谅解的努力就失败了。其次,更重要的是由于唐朝受 西北 局势的影响,不得不调集驻守 高句丽 的兵力与 吐蕃 开战。《新唐书·吐蕃传》记载,670年吐蕃“入残羁縻十八州,率 于阗 取 龟兹 拔换城,于是 安西四镇 并废”,由此与之相邻的 吐谷浑 、 鄯善 、且末之地也正式为吐蕃所据。西北局势的危急,使唐朝不得不调任刚刚在高句丽战场获胜的 薛仁贵 前往西北战场。4月,唐朝以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领兵5万出击吐蕃。这表明薛仁贵最迟在669 年底就离开了 高句丽 ,也必然会带走部分兵力,而且同年 天宝 还“徙高丽民3万于江淮、 山南 ”,而“留其贫弱者,使受守安东”,这样此前留驻于高句丽故地的2万唐兵恐怕为数已是很少了。 唐朝 军事力量的削弱也给 新罗 发动战争提供了时机。

全面战争

之前只是唐朝与 新罗 支持的 高句丽 复兴势力作战,并没有和多年的盟国新罗宣战。上元元年(674年), 唐高宗 与 新罗文武王 彻底决裂,扶植文武王的弟弟 金仁问 为新罗君主,并派 刘仁轨 领兵攻打新罗。在对 吐蕃 战败後一度除名的唐朝名将 薛仁贵 被唐高宗任命为为鸡林道总管,负责羁縻 百济 的熊津都督府, 上元 二年(675年)二月刘仁轨在阿达城之战、七重城之战大败新罗军后, 金法敏 为保持既得利益,避免覆灭厄运,即已派使入唐谢罪。

675年, 李谨行 率领投靠 天宝 的 靺鞨 人攻打新罗石岘城、赤木城、买肖城三战皆捷。《 三国 史记 》记载石岘城、赤木城之战 唐军 大胜,买肖城之战20万唐军被金元述击败,新罗军缴获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但是当时李谨行作为 行军总管 、安东镇抚大使,不可能拥兵20万,有三万三百八十匹战马。

4月, 唐朝 遣兵来援, 新罗 便退保 白城 。此时 高句丽 遗臣 剑牟岑 率众反唐, 李治 以 高侃 为东州道行军总管,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发兵来讨伐。

唐罗和解

经过多年的战争, 新罗 已经比较疲惫了。在 刘仁轨 主力回国的情况下, 新罗区 以全国之力,仍不能彻底击退 李谨行 和 薛仁贵 的留守 唐军 。 金法敏 可能已经意识到通过战争无法使唐军退出 朝鲜半岛 ,因此,在买肖城之战后,派出使者,向 唐朝 进贡并且谢罪。

关于 新罗 遣使谢罪的时间,中朝双方的记载并不一致。

《 资治通鉴 》把新罗谢罪的时间大致归到了上元二年(675年)二月,但又指出,新罗谢罪发生在李谨行三战皆捷之后。

而《 三国史记 》则说,675年,新罗两次遣使入唐,前一次与 中国 史书 相同,后一次记在九月二十九日买肖城之战后。

综合中朝双方的史书来看,675年 新罗 遣使谢罪只有一次,发生在九月二十九日买肖城之战后。

而 唐朝 也意识到,用偏师经略的办法是不能制服 新罗 的,而唐朝当时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了西线, 吐蕃 成为其主要对手, 刘仁轨 、 薛仁贵 、 李谨行 等东征主帅全部调到西部防备吐蕃。 唐朝 很难再派出主力大军东讨新罗。因此,面对新罗的谢罪请求,唐朝自然也乐于接受。据《 资治通鉴 》记载,“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上赦之,复新罗王 法敏 官爵。 金仁问 中道而还,改封临海郡公。” 高宗皇帝 以这种方式,宣告了战争的结束,重新接纳 新罗 为大唐的藩属国。

新罗北扩

至此,唐与 新罗 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了,但是,武装冲突并未就此终结,676年, 薛仁贵 领兵渡过 黄海 支援熊津都督府,与新罗在所夫里州伎伐浦交锋, 唐军 先胜後败,被新罗斩首4000余级但也有学者根据新罗王金法敏致薛仁贵的信中内容认为所谓唐军被新罗斩首4000余级并不存在。 金法敏 在回书的结尾部分,写到“披读总管来书, 专以< 新罗 >已为叛逆, 既非本心, 惕然惊惧……今略陈 枉, 具录无叛”,又写到,“天兵未出, 先问元由。缘此来书, 敢陈不叛, 请总管审自商量, 具状申奏”。据此看,金法敏在回书中,一直声称自己并未反叛。试想,如果此前 新罗 杀伤了那么多 唐军 ,金法敏还在回书中说自己并未反叛,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朝鲜半岛 的局势依然比较紧张。报 德国 不久后被 新罗 废除; 唐朝 方面,安东都护府从 平壤 迁至辽东故城,熊津都督府被从泗沘迁至建安故城(今 营口市 )。安东都护府的治所撤出平壤后, 唐朝 又在平壤设置安东都督府维持其对 高句丽 故地的统治。676年唐朝廷放回被俘的高句丽末代国王高宝藏回 平壤 让其担任唐 安东 都督府的安东都督,并册封其为 朝鲜 王。681年高宝藏因阴谋策划脱离唐朝控制,而被唐朝廷削去官爵并流放到 四川省 。高宝藏被唐朝俘虏回 长安 后与 武则天 的侄女所生的儿子 高德武 被任命为安东 都督 ,究其原因是因为高德武自小在唐朝首都长安出生及长大深受 中国 文化影响,容易控制也不会背叛中国。 高句丽 和 百济 王族通过 唐朝 或 新罗 的力量复国的预想彻底失败。685年,新罗“始备九州”,将国土扩张 至大 同江以南的 朝鲜半岛 。735年, 唐 玄宗 诏令新罗出兵进攻 渤海国 ,新罗奉诏出兵,但在途中新罗军队却因 雪灾 而被冻死大半,之后玄宗一方面为了补偿新罗,一方面出于制衡渤海国,就把 高句丽 在大同江以南的高句丽故土赐给新罗,唐朝 从二品 的鸡林 都督 新罗王金法敏上《赐土地谢表》称:“伏奉恩敕,浿江以南,宜令 新罗 安置。臣生居海裔,沐化圣朝。虽丹素为心,而功无可效;以忠正为事,而劳不足赏。 陛下 降雨露之恩,发日月之诏,锡臣土境,广臣邑居,遂使垦辟有期,农桑得所。臣奉丝纶之旨,荷荣宠之深,粉骨糜身,无由上答。”。至此 新罗 夺取了 百济 故地和 高句丽 在 大同江 以南的土地,实力有所增强;而 唐朝 也巩固了自己在 大同江 以北包括 平壤 在内的 朝鲜半岛 北部和 辽东 地区的统治。

唐罗战争后,百济故地被 新罗 控制。一些历史学家称唐安东 都督 高德武 在 安史之乱 后建立了小 高句丽 ,控制了 辽东半岛 和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北的地区,但这是没有历史依据的。因为他们根据的只是《 新唐书 》的这句话“明年,以藏子德武为安东都督,后稍自国。至元和末,遣使者献乐工云” ,属孤证(《 三国史记 》只是照抄此句,再没有其他史料证明所谓小 高句丽 的存在)。 金毓黻 的《 东北通史 》认为“ 元和 末,遣使者献乐工”的 高丽 ,应该是 渤海国 ,而《新唐书》应该是误抄《 册府元龟 》导致的失误。而《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二》记载了在 高德武 之后仍然有 高定 傅和高文简担任唐安东 都督 管理 大同江 以北 高句丽 故地的事实。

唐罗战争为后来高丽占据 朝鲜半岛 打下基础。战争结束后, 新罗 与 唐朝 双方睦邻友好。公元993年 王氏高丽 在通过与 辽朝 的战争之后,终于基本控制了朝鲜半岛大部地区。

历史

新罗夺府

新罗 一面扶植和利用 高句丽 残余势力与唐朝对抗,一面大肆夺取 百济 故地。670年,新罗接纳高句丽遗臣 安舜 ,将其安置于金马渚,封 高句丽王 ,以此来招纳高句丽遗民与唐安东都护府抗衡。与此同时,新罗还攻取了百济故地众多城池。

670年7月, 新罗 出动大军,一举攻陷熊津都督府八十二城。新罗将军“品日、 文忠 、众臣、义官、天官等取城六十三,徙其人于内地;天存、竹旨等取城七,斩首二千;军官、 文颖 取城十二,击狄兵,斩首七千级,获战马兵械甚多”,共取城82座,几乎占了百济原有城的一半。

671年1月, 新罗 发兵攻打 百济 ,战于熊津南,6月兵临百济加林城,与唐兵战于石门,取得了“斩首五千三百级,获百济将军二人,唐果毅六人”的战绩。不过被新罗所俘虏的六名唐果毅其实都是百济人, 唐军 灭亡百济后,一方面,在百济设置 都督 府,任命当地的百济人担任各种官职,据《 旧唐书 》 东夷 传记载,“乃以其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立其酋渠为都督、 刺史 及县令”;另一方面,又从 百济 迁走了一部分人口,安置到 唐朝 ,例如,据《 三国史记 》记载, 显庆 五年(公元660年)9月唐军灭亡百济后,“(定方)以(百济)王及王族臣 九十三人, 百姓一万二千人, 自<泗沘>乘船回<唐>”,《 资治通鉴 》 仪凤 元年也提到,唐朝曾把部分百济人迁到徐州和 州等地。

迁入唐朝的部分百济人即被授予一些 折冲府 的官职。例如,据 百济 人 黑齿常之 的 墓志铭 记载,黑齿常之“与其主 扶余隆 俱入朝,隶为 万年县 人也。麟德初,以人望授折冲 都尉 ,镇熊津城”。又如,据百济人祢军的墓志铭记载,祢军入唐后,“ 皇帝 嘉叹, 以荣班,授右 武卫 川府折冲都尉”。

据此推测,很可能有一些 百济 人被编为 唐人 ,并被授予果毅都尉的官职,后又返回百济。这些人,与留在百济故地的百济人是有区别的,可以被认为是唐人。当这些人,身着 唐军 制服被俘的时候, 新罗 人完全可以认为他们是唐人。

由此 新罗 已控制了 百济 故地大部分地区,逼近了位于熊津、泗沘等 唐朝 在百济的统治中心地区。

百济局势的日益紧迫,使唐朝再次起用 薛仁贵 为鸡林道总管来讨新罗。新罗王 金法敏 一面致书薛仁贵申述其伐百济理由,一面置所夫里州,表明了不放弃夺取百济故地的态度。9月,唐将 高侃 率蕃兵4万到 平壤 , 新罗 则于10月击唐漕船70余艘,断绝唐援熊津 都督 府道路,从而延缓了唐军的行动。利用此间隙新罗则继续攻击百济古省城、加林城等地,薛仁贵、 黑齿常之 力战不敌退回 天宝 , 新罗 夺取熊津都督府。

咸亨 元年(670)七月, 新罗 出动大军,一举攻陷熊津都督府八十二城,唐罗战争正式爆发。此战熊津都督府方面损失惨重,这与熊津都督府实力较弱有关。熊津都督府是在原 百济 旧地上建立起来的,而原百济军队在 显庆 五年至 龙朔 三年(660—663)的战争中损失极大,“ 僵尸 如莽”,所剩兵力十分有限,估计不会超过数万。熊津 都督 为原百济太子 扶余隆 ,但从史料上看扶余隆在咸亨元年似不在熊津都督府任职。另外自 刘仁愿 罢职后,在百济似乎已经没有汉将起实际领导作用。在672年的所谓唐罗战争实际上就是 新罗 与 唐朝 扶持的百济人得战争

石门之战

672年7月,唐将 高侃 与 李谨行 屯兵4万于 平壤 ,8月攻破韩始城、马邑城,并在石门打败新罗与 高句丽 联兵。石门之战使 新罗 蒙受了重大损失,其将领大阿餐晓川、沙餐义文、山世、阿餐能申、都善、一吉餐安那含、良臣等战死,不得不在汉山州筑昼长城加以防御,而且新罗“是岁,谷贵人饥”。

9月, 金真德 遣使谢罪,同时释放所有俘虏,“遣级餐原川、奈麻边山及所留兵船郎将钳耳大侯、 莱州 司马王艺、本烈州 长史 王益、熊州都督府司马祢军、曾山司马法聪,军士一百七十人,上表乞罪”,并献上金、银、铜、 牛黄 等贡品。 唐朝 接受了 新罗 的谢罪,双方暂时处于休战状态。 新罗 很善于军事与外交并用,在战场胶着时,它常常会为自己入侵 高句丽 、 百济 旧地向唐上表请罪,还主动遣送俘虏的唐朝将领,这些举动似乎暗含有通好罢兵的意味,可是实际当中又不断地攻城略地,扩张势力。

673年“闰五月,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军 李谨行 大破 高丽 叛者于瓠芦河之西,俘获数千人,馀众皆奔新罗”,至此平高句丽叛军战斗结束。借此战胜的余威,唐兵联合 靺 鞨、契丹兵攻打 新罗区 北边,并攻入 新罗 腹地的买肖城。

唐朝讨逆

674年1月, 李治 因 新罗 王 金法敏 “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而大怒,诏“削官爵,以其弟右骁卫大将军临海公 金仁问 为新罗王,自京师归国。诏 刘仁轨 为鸡林到大总管,衙尉 李弼 、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副之,发兵穷讨”。但是,刘仁轨所部并没有立即开赴 朝鲜半岛 战场,这一年两国之间没有战事,处于战争准备阶段。

675年2月,刘仁轨挥军渡瓠卢河(在 庆州 西),大破新罗兵 于七 重城(金城北),其后又以靺 鞨 兵渡海进攻新罗南境,斩获甚众。随后,刘仁轨撤军回朝,唐又以李谨行为 安东 镇抚大使,屯于买肖城(今仁川附近)并三胜 新罗 军。

新罗请罪

此时, 新罗 考虑到军事上的失败以及“ 金仁问 回国可能导致的内部混乱”, 文武王 再次遣使入贡,并请罪。而 唐朝 遂诏“复王官爵,金仁问中路而还,改封临海郡公”,并承认了新罗“多取 百济 故地,遂抵 高句丽 南境为州郡”的事实。

两府内迁

李治 咸亨 元年(670)三月,在新罗支持下,高句丽余众开始了大规模复兴运动。唐廷对此大为震怒,派左监门卫大将军 高侃 和右 领军卫 大将军 李谨行 率军讨伐。

《 三国史记 》 曾两次提到他们二人的兵力情况:“(671)九月,唐将军高侃等,率蕃兵四万到 平壤 ,深沟高垒侵带方③;(672)秋七月,唐将高侃率兵一万,李谨行率兵三万,一时至平壤,作八营留屯。”④ 而根据 中国 史书 的相关记载,当时 唐军 每道 行军总管 大约率兵2万左右。双方的记载互相印证,基本可以判定,高侃与李谨行共有兵力4万左右,这也是唐军在 新罗 北线的主力部队。此后,上元元年(674),唐廷任命 刘仁轨 为鸡林道大总管率军讨伐 新罗 ,似乎是增加了一些兵力,但新增唐兵七重城之战后,便跟随刘仁轨班师回朝,转赴西线对 吐蕃 作战。待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时候,可用之唐兵充其量也就在4万人左右。

《 三国史记 》记 李谨行 率兵20万,明显夸大了唐军的兵力。在《三国史记》中,浮夸性的描述不限于此例,如记述 百济 复国战争时,载:“诏遣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兵四十万,至德物岛,就熊津府城。”⑤而据《 资治通鉴 》记载,孙仁师所部只有7千人。据 《通典·食货七》 载, 李治 永徽三年(652),唐全国户数为380 万户 。以10户一兵算,此时 唐朝 全国的总兵力也不过几十万。除去各地驻防,以及此刻 西北 战场的大量兵力,非唐王朝核心地带的 海东地区 显然不会拥有如此规模的 作战部队 ,《 三国史记 》的记载殊不可信。

《三国史记》记载, 新罗 军在“买肖城之战”中缴获战马30380 匹。通过上面的分析已知, 李谨行 只有4万军队,如果真损失了这么多战马,李谨行部则毫无疑问是全军覆没了。但据《旧唐书·北狄传》记载,李谨行大约就是在上元三年(676)的时候被调任积石道经略大使,防备 吐蕃 去了。试问,如果李谨行真与 新罗 作战全军覆没,唐廷还会将他调到西线,与当时最为强劲的对手吐蕃作战吗?《 新唐书 》对 唐军 的多次败绩如 咸亨 元年(670)的 大非川 之败、 仪凤 三年(678)的 青海省 战败等役均有详实记载,若买肖城之战果有如此大败,不可能不见记载。此战过后, 李谨行 也并无任何受处罚的记载,也说明了这一点。

《 资治通鉴 》有这样的记载:“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三战皆捷,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⑥ 查《 三国史记 》对公元 675 年战事的记载,发生在 新罗 北线的交战共有 5 次,分别是阿达城之战、七重城之战、买肖城之战、赤木城之战和石岘城之战。阿达城之战和七重城之战是 刘仁轨 担任鸡林道大总管的时候发生的,买肖城之战、赤木城之战和石岘城之战则是由 李谨行 指挥的。

上元二年(675)二月,刘仁轨大破 新罗 重镇七重城,因此战进爵为公。⑦在刘仁轨引兵还朝后, 天宝 任命 原鸡 林道行军副大总管李谨行任安东镇抚大使,负责继续讨伐 新罗 ,才有了“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从买肖城的地理位置看,基本可确定在七重城以南。⑧也就是说, 唐军 已向新罗腹地纵深攻击,再打下去,新罗不仅要失去新占领的 百济 故地,其本土亦恐有失。所以新罗王 金法敏 才再次上表谢罪,请求 唐朝 撤兵。⑨唐朝准其所请,诏 金仁问 还京,下诏恢复 金法敏 官爵,仍为新罗王鸡林州 大都督 。中外史籍均没有记载唐朝具体何时下诏赦免金法敏的,但我们可以通过《 三国史记 》关于买肖城战役记述的上元二年(675)九月二十九日。如果这条记载属实的话,那么它就应该发生在金法敏向唐谢罪之后。因为只有 唐朝 诏准金法敏的请罪表后,才有可能命令 李谨行 撤兵。李谨行所部三败新罗军后,也未再向南攻击,可能也是在看唐朝是否诏准 金法敏 的请和,亦或已经接到唐的赦令。考虑到从 长安 到买肖城有数千公里的距离,入唐使团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走一遍至少也需月余。笔者认为,当上元二年(675)二月 刘仁轨 七重城大败 新罗 军后, 金法敏 为保持既得利益,避免覆灭厄运,即已派使入唐谢罪。在唐廷关于 新罗 请罪问题正式批复传达到前方部队及新罗政权前, 唐军 与新罗军出于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又进行了三场战斗,战争的结果是唐军获胜,也就是《 资治通鉴 》所载之“三战皆捷”。

676年2月, 天宝 “徙安东都护府于 辽东 故城(今 辽阳 ) ,先是有华人任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其 百济 户口先徙于徐、衮等州者,皆置于建安(今辽宁盖州青石关古城) 。”677年2月“以工部尚书 高藏 为 辽东 州 都督 ,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 高丽 余众,高丽先在诸州者皆与藏俱归;又以司农卿 扶余隆 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亦遣归安辑百济余众,仍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之。时百济荒残,命隆寓居于高丽之境”。

至此,唐与 新罗 的武装冲突基本结束,双方以 大同江 作为分界线划分了各自在 朝鲜半岛 的 势力范围 。经过这场战争,新罗夺取了 百济 故地和 高句丽 在大同江以南的土地,实力有所增强;而 唐朝 也巩固了自己在大同江以北、特别是 辽东 地区的统治,并得以体面的从朝鲜半岛适度抽身,集中主要精力对付 吐蕃 去了。

政策

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督府的内迁,表明唐朝放弃了对百济故地和高句丽南部的统治,转而致力于巩固对 辽东 地区的羁縻统治。这样,整个百济和高句丽的南部已完全置于 新罗 统治之下,基本完成了其对 平壤 以南百济故地的领土追求目标。

唐朝为何不能巩固灭 高句丽 、 百济 的胜利成果,作为弱者的新罗又为何能独霸 朝鲜半岛 大部分地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一直为史家所关注,其中 西北 吐蕃 崛起对唐朝东线的战略抉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陈寅恪 先生就曾指出“ 李世民 、 李治 两朝全盛之世,竭 中国 之力取 高丽 ,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 吐蕃 炽盛,唐室为 西北 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

唐罗战争时期, 唐朝 因吐蕃崛起而不得不分兵 西北 ,曾经在朝鲜半岛建功立业的 契苾何力 、 薛仁贵 、 高侃 、 李谨行 等都曾被调往西北战场,说明当时 唐高宗 朝对吐蕃扰边的重视程度。670 年7 月, 唐军 在 大非川之战 败北后, 吐谷浑 等地为 吐蕃 所并,唐朝失去了与吐蕃对峙的缓冲地带。但此后唐朝并没有放弃恢复 西域 统治的努力,接连派出了 姜恪 、 萧嗣业 继续征讨吐蕃,取得了一定战果。673年至674年,弓月、 疏勒国 、于 等重新入朝, 天宝 在西域地区设置了疏勒都督府和毗沙都督府。675年1月, 吐蕃 “遣其大臣论吐浑弥来请和,且请与吐谷浑复修邻好,上不许”,唐与吐蕃关系进一步恶化。676年, 吐蕃 “攻 、廓、河、芳四州,杀略吏及马牛万计。乃诏周王显为 洮 州道行军元帅,率工部尚书 刘审礼 等十二总管,以相王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率左卫大将军契 苾 何力、鸿胪卿 萧嗣业 等军讨之。 二王 不克行。吐蕃进攻 叠州 ,破密恭、丹岭二县,又攻扶州,败守将。乃高选尚书左仆射 刘仁轨 为 洮儿河 镇守使 ,久之,无功”。吐蕃对 鄯州 、叠州等地的进攻直指陇右和 剑南道 地区,进而对唐都城 长安 也直接构成了威胁。当时 吐蕃 已是“东与凉、松、茂、隽等州上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 龟兹 、 疏勒国 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已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677年“五月,吐蕃寇扶州。八月,刘仁轨为洮河军镇守使,十二月,募关内、 河东 猛士,以伐吐蕃。是岁,西突厥及吐蕃寇安西”。678年, 唐高宗 “命中书令 李敬玄 为洮河道行军大总管、西河镇抚大使、 鄯州 都督 ,代仁轨。下诏募勇士,毋限籍役痕负,帝自临遣。又敕 益州 长史 李孝逸 、 巂州 都督拓王奉益发 剑南道 、 山南市 士”。 唐朝 进行的大规模募兵反映了 西北 局势的危急,也反映了唐朝在与 吐蕃 的战争中的力不从心,以后西突厥的崛起也成为祸患,更使唐朝西北局势雪上加霜。

不过,从唐朝与 新罗 战争的进程来看,其对西北战场的重视并不表明对 朝鲜半岛 战场的无作为。670年4月, 高句丽 遗臣 剑牟岑 率众反唐时,唐朝也很快以 高侃 为东州道 行军总管 ,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发兵来讨伐。这支军队与 薛仁贵 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出讨吐蕃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编成的。以后 唐朝 在西线先后以 姜恪 、 萧嗣业 为统帅讨伐 吐蕃 ,在东线则先后任命薛仁贵、 刘仁轨 为鸡林道行军大总管、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与 新罗 作战。这表明唐朝实行的是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军事策略,但这样做的结果使唐朝陷入了兵力分散、顾此失彼的困境。

因此,唐朝东线与 新罗区 的战争必然对用兵西线有所影响。新罗欲把唐朝苦心获得的胜利成果拒为己有,这是唐朝所无法容忍的。但是唐朝的处境又使其不能对 新罗 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而新罗则抓住唐朝难以在 朝鲜半岛 扩大战果的弱点,继续攻取 高句丽 、 百济 故地。而当战争局势于己不利时, 新罗 便又反复使出遣使入贡的外交手段,为自己赢得了暂时休整的时机。这场战争胶着持续7 年之久,既与 唐朝 为 西北 局势所困无法集中打击新罗有关,也与新罗致力夺取高句丽、百济故地而与唐朝进行斗争有关。

676年, 唐朝 将安东都护府移至 辽东 ,对朝鲜半岛采取退守政策。同年, 吐蕃 攻打唐朝 鄯州 、叠州等地,威胁唐朝内地安危,加之 新罗 已夺取 百济 全境以及 高句丽 以南地区,唐朝难以实施东西两线作战的战略,只能退而求其一,全力应对西北局势。因此,可以说唐朝从 朝鲜半岛 退守的根本原因是吐蕃崛起而导致的 西北 局势危急,而其直接原因则是与 新罗 战争所导致的其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失控。由此, 唐朝 放弃了 李世民 、 李治 父子为灭 高句丽 而苦心经营多年的成果, 新罗 则依靠唐朝的力量先后灭夙敌 百济 、高句丽,实现了对 朝鲜半岛 大同江 以南的统一,不仅以崭新的统一国家形象出现在 东北亚 历史舞台上,而且也改变了东北亚政治力量的分布格局。

政治格局

唐新关系

战争结束后, 唐朝 与 新罗 的关系经历了由相对冷淡到逐步缓和的过程。678年,虽然唐高宗一度曾想再次起兵讨伐 新罗 ,但侍中张文认为:“今 吐蕃 为寇,方发兵西讨;新罗虽云不顺,未尝犯边,若又东征,臣恐公私不堪其弊”, 高宗 只好作罢。可见,由于 唐朝 为吐蕃所累,对 朝鲜半岛 已是有心无力。新罗也停止了攻城略地的行为,转而致力于整顿内政。此后在文武王在位时期,不见有两国使臣来往的记载,这说明两国战后关系的冷淡。

尽管如此,两国关系并未因此断绝。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入唐宿卫的 新罗 王子 金仁问 依然还留在 唐朝 ,甚至 调露 元年(679年) 还被封为镇军大将军、行右 武威 卫大将军。这表明两国还保持着官方来往。

此外,以往入唐的求法僧、留学生留在唐朝的人数也应不少。如唐罗战争期间,入唐宿卫的大奈麻德福“传学历术还”, 新罗 此后改用新历法。这些人对唐罗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新罗还依然使用 唐朝 的年号。根据 考古学 的发现,在庆州雁鸭池出土了刻有“调露二年”字样的砖铭,在月城附近的望星里瓦窑遗址发现了“ 仪凤 四年皆土”的铭文 板瓦 ,在 庆尚南道 蔚山郡的川前里“ 摩崖石刻 ”周围发现了“上元二年铭”和“上元四年铭”,高宗朝年号变更频繁,新罗却能及时采取唐年号,可见“双方关系已经恢复,来往已趋频繁”。681年, 新罗 文武王驾崩, 唐朝 虽然没有为之举哀,但还是遣使册立继位的 新罗神文王 。而神文王时期为了稳固政权实行了一些新的制度,如682年立国学,687年赐官僚田,689年罢内外官禄邑改逐年赐租,而这些举措都可见到唐制的影响。 686年,神文王“遣使入唐奏请礼记并文章。 武则天 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赐之”也是 新罗 吸收唐制的明证。此后至孝昭、圣德之世, 新罗 遣使入唐不断,揭开了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兴盛的序幕。

可见,唐罗关系的改善,其基础在于 天宝 对 朝鲜半岛 所实行的退守政策,以及 新罗 对唐朝作为 东北亚 宗主国 地位的承认,因此两国能够在 朝贡 册封体制下恢复国交。而从新罗方面来看,为加强国内体制整备,也需要大力吸收 唐朝 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另外,两国以往关系密切,人员交流往来频繁,这些也是战后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的重要因素。

新日关系

新罗 在与唐朝改善关系的同时,7世纪中后期与 日本 也保持了密切联系。《 日本书纪 》记载,668年“秋九月 壬午 朔癸巳,新罗遣沙 级餐金东严等进调乙酉,遣小山下道守臣麻吕、 吉士 小 于新罗”。这是新罗自657 年与日本断交以来的首次遣使。对于新罗的来访,日本也表现出了积极回应的态度,不仅赐物给 新罗文武王 及其权臣 金庾信 ,还旋即派使节回访,由此两国关系迅速得以恢复。当时 东北亚 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在唐罗联军打击下, 高句丽 的灭亡已成定局。围绕着对 百济 故地的统治权,唐罗同盟裂痕本已存在,高句丽的灭亡则使两国丧失合作的基础,其矛盾冲突势成必然。 新罗 为了避免在未来与 唐朝 的战争中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就迫切需要改变与 日本 的关系。唐罗战争期间 新罗 也不断加强与日本的联系,持续地向日本派出使臣。

675年2月, 新罗 “遣王子忠元、大监级餐金比苏、大监奈末金天冲、第监大麻朴武摩、第监大舍金洛水等进调”,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前往 日本 ,表现出新罗对与日本关系的重视。同年7月,日本遣大伴连国麻吕为大使、三宅 吉士 入石为副使回访 新罗区 ,两国关系密切可见一斑。

唐日关系

新罗在7世纪中后期不仅实现了与 唐朝 、 日本 的关系改善,而且在唐朝和日本关系断绝时期还起到了沟通两国人员、文物交流的中介作用。支持 百济复国运动 的 日本 在 白江口之战 中惨败,为防止唐朝的进攻还曾在其西部设立了重重防线,戒备之心甚重。但是唐朝为了在接下来的对 高句丽 战争却切断了日本与高句丽的联系,664 年熊津 都督 刘仁愿 遣 朝散大夫 郭务 出使日本,打破了两国关系的僵局。

第二年,唐朝遂正式遣朝散大夫刘德高在郭务的陪同下率领254人的使团前往 日本 ,同年日本也派遣小锦守君大石等人出使唐朝,两国关系实现了从紧张对峙到互通使节的转变。唐罗战争时期, 唐朝 与 新罗 争夺 百济 故地矛盾激化,唐朝漕船被 新罗 拦截,671年唐朝还派郭务r 到 日本 ,一面巩固与日本的关系,一面采购 甲胄 、弓矢等军需物资。但是,随着百济故地为新罗所占,唐朝与日本来往的通路也被掐断,674年以后唐朝与日本断绝了使节来往。而此时与 日本 关系密切的 新罗 就成了两国交往的中介者。683 年12 月, 日本 “大唐学生土师宿弥甥、白猪史宝然及百济役时末于大唐者猪使连子首、筑紫三宅连得许,传新罗至。则 新罗 遣大那末金物儒送甥等于筑紫”。690年9月,“ 唐朝 学问僧智宗、义德、净愿、军丁从 新罗 送使大奈末金高训等还至筑紫。”同年11月, 日本 便采用了新的历法元嘉历和 仪凤历 。这样,入唐学问僧、留学生通过经由 新罗 回到 日本 ,又把唐朝的文化、制度等传播到日本,通过新罗的中介作用,就把7世纪后期唐朝、新罗、日本三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唐罗战争的结束也宣告了 朝鲜半岛 长期战乱的结束,此后 新罗 以统一国家的面貌出现在 东北亚 历史舞台上,为以后朝鲜半岛统一 民族国家 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与此同时,7世纪中后期东北亚政局的力量分布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 唐朝 、 新罗 、 日本 各据一方的鼎立局面。 新罗 主动遣使日本,打破了关系僵局,使两国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友好局面。在与唐朝结束战争后,新罗继续承认唐朝在东北亚的 宗主国 地位,奉其 正朔 ,用其年号,积极吸收 唐朝文化 ,使两国关系逐渐缓和并最终实现了正常化,为此后东北亚政局200余年的和平稳定奠定了基础。

参考资料

  1. 唐朝与新罗的战争 中华民族历史 2024-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