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 - 简捷百科

翁同龢[hé]，（1830年5月19日—1904年7月4日），江苏常熟人，字声甫、均斋，号叔平，也号瓶生，晚号松禅老人。晚清的著名政治家、书法家、收藏家。

翁同龢出身常熟市官宦家族，自小饱读诗书，于咸丰六年（1856年）考中状元，初任翰林院修撰、陕西学政、文渊阁校理等职。同治即位后，逐渐受到慈禧重用，任詹事府右赞善、右春坊右中允、右春坊右庶子、太仆寺卿、内阁学士等职位，同时为同治帝讲学。光绪帝即位后，负责教导光绪帝学业，任户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在此期间参与处理内政外交等国家大事的决策，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力主抗日。一心扶持光绪，培植出“后清流”与慈禧抗争，被视为“帝党”的代表，引起慈禧不满。甲午战败后，他主张变法图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起草“ 定国是诏 ”，诏令发布后的第三天，他被勒令开缺回籍。维新变法失败后，他再被清廷下令革职编管，永不叙用。光绪三十年（1904年），翁同龢去世于常熟虞山，享年七十五岁。宣统元年（1909年），溥[pǔ]仪即位后为他开复原官，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逊帝溥仪赐谥号 “文恭”。

翁同龢以帝师兼任军国要臣，周旋于帝后之间，培植出帝党与后党抗衡，管理户部期间以民为重，拨款支持洋务，促成“定国是诏”，拉开了变法序幕。开缺回籍后，帝党与后党的矛盾尖锐化，光绪帝失去了一道屏障。学者高阳认为其本性温厚懦弱，学者戴逸认为其虽力图改革，拒降主战，变法维新，但也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而他忧国爱民，坚持变革，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也值得人景仰。翁同龢擅长诗文和书画，在书法一道上被推为“乾、嘉以后第一人”。留有《翁文恭公日记》《瓶庐诗稿》等，今人将其整理为《翁同龢集》出版发行。

人物生平

读书生涯

翁同龢祖籍常熟市，于爱新觉罗·旻宁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生于北京内城石驸马大街罗圈胡同寓所。翁姓一族是常熟当地以科举仕宦的大家族，其先祖翁拱辰以举人科考入仕，翁同龢的高祖、曾祖辈曾短暂没落，其祖父翁咸封再次开始科举入仕的路途。他的父亲翁心存也考中进士，进入北京入职。母亲是翁咸封的弟子许之女。

翁心存和许氏共育有六个子女，翁同龢是其中最小的一个，他的母亲和兄姐都饱学诗书，自小指导翁同龢学习四子书。道光十五年（1835年），父亲翁心存外任江西省学政，翁同龢跟随祖母张太夫人及母亲许氏由北京回到常熟市，在城内的私塾中开始正式学习四书五经等。爱新觉罗·旻宁十九年（1839年），常熟举行县试，翁同龢参加并且以优异成绩考入常熟游文书院。同年夏天，翁心存以孝养祖母为由辞官，回到常熟。不久，被聘请为游文书院掌院。此后翁同龢的教学任务便由父亲一手负责。

翁同龢读书刻苦，他以欧阳修的“强学博览，足以通古今”的教诲为座右铭，在完成书院课业的同时在书斋先后阅读了《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书。翁同龢十二岁时，得李元瑛教授作诗，他的诗文在乡里颇有名声，每次考试皆名列前茅。鸦片战争爆发后，翁同龢一家去往苏州市和常熟市郊外避难。在这期间，父亲为他讲述了顾炎武的《日知录》和明末爱国将领瞿式耜 [qū shì sì]在桂林市狱中的诗文集，萌发了翁同龢的爱国思想。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翁同龢参加苏州府试，考中博士弟子生，进入苏州府学紫阳书院就读，每次考试皆名列前茅，由此受到府、院的褒奖。爱新觉罗·旻宁二十八年（1848年）九月，翁同龢参加拔贡试，考中第一名，结束了在紫阳书院的学习生涯。

状元入仕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翁同龢跟随父亲回京，与太常寺少卿汤修之女汤松成婚。次年七月参加礼部举行的贡试，朝考列一等第五名，复试升第一名。引见后，以七品小京官分发刑部，在江西司行走。还奉命充实录馆详校官，参加校阅编纂中的道光朝实录，实录修成，以额外主事补用。仍在刑部江西司行走，前后任职七年。咸丰二年（1852年）九月参加顺天乡试，考中举人。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翁同龢参加会试，考中第六十三名，复试获一等第二名。在殿试中，被咸丰帝钦点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同年翁心存也高升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父子二人同朝为官。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汤松因病去世，未能留下子女，此后翁同龢再未娶妻。六月二十一日，清廷任命翁同龢为陕西省乡试副考官，去往西安市主持乡试，两月后升为陕西学政。在十二月因为脚趾患病，上奏请求回京，得到咸丰允准。直到次年四月，才回到北京，并在十二月得到咸丰召见。咸丰十年（1860年），北京受到英法联军进攻，咸丰帝逃往热河。翁同龢先是侍奉父亲去往房山区避难，之后应大理寺卿陈孚恩的邀请，办理团防事务，战争结束后回到京城任职文渊阁校理。之后同治即位，翁同龢受命任职顺天会试考官，之后任起居注官、实录馆监修总裁、翰林院赞善。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初六日，翁心存去世，翁同龢为父丁忧。直到同治四年（1865年）翁同龢守丧期满，任职詹事府右赞善、分教庶吉士、又迁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同年十一月，因父亲曾授读同治帝，被选为教育同治帝，他的教育方式颇受同治喜爱，慈禧因此夸奖他。之后，奉职给两宫太后及王公大臣进讲《治平宝鉴》，历时半年。同治九年（1870年）夏，天津教案发生，他与孚郡王爱新觉罗·奕譓 [yì huì]、李鸿藻等联衔上折，主张议和了结。

同治十年（1871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母亲许氏去世，他回乡丁母忧。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服丧期满回到京城，此时同治帝已经亲政，他被任命协助皇帝写诗、批阅折件等内容。十一月，同治帝病重，慈禧示意王公大臣和弘德殿师傅草拟奏折，便于她名正言顺处理朝政。翁同龢作为执笔，在折中写请所有内外衙门陈奏事件一应呈请皇太后处置，得到慈禧赞赏。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驾崩，慈禧太后择立醇亲王奕譞[xuān]之子光绪帝 [zǎi tián]为帝，年号光绪，再次垂帘听政。作为内阁学士的翁同龢奉命与潘祖荫等共同拟旨，潘祖荫主张应该写为咸丰帝嗣子，翁同龢则主张写为同治嗣子，慈禧在复议折中还援引了翁同龢的“将来绍大统者，即承穆宗毅皇帝。”翁同龢对此“感涕交集 ”，激动不已。慈禧也越加信任他，还任命翁同龢与奕譞、爱新觉罗·载龄、瓜尔佳·荣禄等勘定同治帝的惠陵陵址及修建，之后还负责拟定皇太后垂帘听政的章程。

得到重用

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十一日，翁同龢以大学士署理刑部右侍郎，复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以案中疑点甚多，下令重审案件，最后此案平反，得以沉冤昭雪。十月十三日，任命充顺天武乡试正考官。十二月十二日，慈禧懿旨任命翁同龢和兵部侍郎夏同善在毓庆宫 [yù qìng gōng]行走，负责教导光绪帝的学业。他上奏决定不接受这道任命，慈禧太后没有同意这个请求，还要求他尽心教导。光绪九年六月，慈禧将书房事务全权交给翁同龢。他的教学内容从中国典籍到国外译本都有所涉猎，顺应光绪帝性格，变换教学方式，使年幼的光绪帝更易接受理解。光绪帝亲政后，经常就重大朝政问题同翁同龢在书房内“遣膝独对”，当慈禧的干政行为与光绪帝产生矛盾时，翁同龢会在其中调解，缓和帝后矛盾。

光绪二年（1876年）至光绪五年（1879年），翁同龢先后任职户部、刑部、工部尚书。光绪五年（1879年）十一月，此时正值边疆危机，翁同龢参与处理有关中俄伊犁交涉的问题，他反对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主张要坚定和局，但也不能放松对战争的警惕性。同时，他也反对总理衙门对于琉球王国的决定，不同意与日本签订条约。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初五日，翁同龢以工部尚书在军机处行走，对于中法越南事件，他主张开放红河，允许各国在河岸通商，但不得进入云南省境内，并且和法国划红河而守。但这些意见并不被军机处的同僚认可。之后交涉破裂，中法战争爆发，驻守越南的清军节节败退。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十三日，翁同龢退出军机处，继续为光绪帝讲学。

主张战日

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月，属国朝鲜爆发东学道起义，中国应朝鲜请求出兵前往镇压起义，日本随后派出远超中国的人数进驻仁川。起义失败后，日军却不愿撤兵，还不断增加兵力。面对这一局势，翁同龢和李鸿藻与军机处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就朝鲜问题展开会谈，翁同龢认为当前局势严峻，应立即添兵朝鲜，做好对日作战准备。六月二十日，李鸿章希望俄国可以出面调停，翁同龢代拟电旨，令李鸿章不得依仗俄人。又拟奏片，举荐刘永福、杨歧珍渡海戍台，并令袁世凯来京备询朝鲜事，均得到光绪帝采纳。此时的英俄等国在得到日本会保障他们利益的条件下，也拒绝调停。次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随后对清军发起进攻，清军不敌。日本海军还突然袭击中国运兵船，大部分兵士牺牲。至此，中日协商解决朝鲜争端已不可能。翁同龢提议与日本断交，禁止日货进口，主张对日作战。

七月初一日，中日正式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八月十六日，清军在平壤与日作战中惨败。军机会议上，翁同龢言称李鸿章事事落后，一味主和，有贻误军机之罪。在舆论压力下，慈禧下令拔去李鸿章三眼花，夺黄马褂。八月二十八日，翁同龢拟奏片，一请准让湖南巡抚吴大澄召募湘军赶赴山海关区前线作战；二请起用恭亲王奕訢[xīn]。获旨允准。慈禧希望在她的六旬万寿庆典之前结束战争，于是召见翁同龢，希望他前往天津市传旨，令李鸿章与俄使喀希尼续商中俄共保朝鲜。奏对时，他力陈自己为天子近臣，不敢推动和局，招致举世唾骂。并列出五点，不认同向俄罗斯求援。但慈禧坚持要他前往天津。翁同龢只能接受，保证不对李鸿章的回复加以论断。俄国看到英法海底隧道都无意以武力压服日本，所以不愿出面干涉。九月初六日，翁同龢回京复命，力言以后不再处理相关事件。九月十六日，英国出面调停，要求中国向日本赔款，议和了结，翁同龢与李鸿藻力持不可，和接受议和的奕訢、孙毓汶等人发生争执。翁同龢认为不知日本会索赔多少，最后仍有开战可能，主张集结各路援军，悬赏前线战士，修好北洋政府余舰，严守渤海，得到慈禧认可。又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向英商息借银一千万两，保荐德国军官汉纳根用西法练兵十万。结果遭到瓜尔佳·荣禄等人反对，最后的结果是委任广西按察使胡燏棻 [hú yù fēn]在天津马厂编练“ 定武军 ”三千人，开启小站练兵的先河。九月底，清廷成立督办军务处，翁同龢与李鸿藻、荣禄、长麟同为会办军务大臣。十月初六日，翁同龢与李鸿藻、他塔拉·刚毅同补授军机大臣。十月十五日，英国使者推荐罗伯特·赫德管理中国军队，翁同龢对此表示反对，不同意将兵权交给他人。

同年，慈禧六旬万寿，作为户部尚书的他，本就因清朝财政空虚苦不堪言，承办庆典活动的内务府又不停地向户部要钱，处境更加艰难。光绪帝知晓后，示意南书房、上书房的李文由、王懿荣等先后条陈，要求停止庆典活动，移祝寿费为战费。这引起了慈禧的不满，之后她下令裁撤庆宫书房，以此斩断翁同龢和光绪帝的联系。后经奕訢出面，书房才得以保全。十一月初八日，清廷命张荫桓、邵友濂前往广岛市议和。召见时，翁同龢力陈议和与备战同时进行，利用冬日日军行军军备供给困难，建议起用刘坤一统率湘军向日军发动反攻，为和谈准备，得到批准。

签订败约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被迫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赶赴日本议和。面对日本要求割让台湾的要求，翁同龢严厉反对，宁愿多赔款。还在二月初六日到贤良寺拜访李鸿章，要他坚持不割地赔偿。三月，日军进攻澎湖，台湾处境危险，翁同龢拨户部款五十万救济台湾。孙毓汶、徐用仪认为可以放弃台湾，翁同龢则认为如若放弃台湾，则从此失去天下人心。不久，李鸿章将议和条约通过电报传来，其中就包括割让台湾，翁同龢闻讯流涕，并在光绪面前痛陈台湾不可放弃。但以恭亲王为首包括他的同僚都不认可他，主张放弃台湾。最后，光绪帝只能允许此条约签订，并且要求李鸿章争取不再割让台北市、营口市、营口等地，李鸿章回复称无法做到。三月二十三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此后，为了支付对日的巨额赔款，翁同龢先后向俄法、英德进行三次借贷，承担高额息费，并因此损失了众多国家权益，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大大加快。

中日甲午战争后，翁同龢逐渐开始负责对外交涉事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十六日，奉旨与李鸿藻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大臣上行走，兼管京师同文馆事务。寒衣节日，翁同龢与李鸿藻联名保举袁世凯办理练兵事宜，并从户部拨饷百万，支持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十三日，慈禧下令裁撤汉书房，翁同龢的帝师生涯就此结束，再没同光绪帝在书房“造膝独对”。此期间，他阻止列强侵夺中国权力，反对借美款筹开中国银行、对法国费务琳公司承修龙州铁路，支持盛宣怀开办中国通商银行和修筑卢汉铁路，并从户部拨款一百万两交中国通商银行存储，五年后按年摊还。同年，李鸿章与俄国订立《中俄密约》。翁同龢奉职译述有关此条约的往来电稿，参与有关条文讨论，他对此条约持消极态度，最终还是缔结。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八月十五日，翁同龢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同年，德国入侵胶州湾，他奉职办理对德交涉。先后八次前往德国驻华使馆，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交涉，要求德国撤兵之后，再行谈判事宜。但李鸿章却擅自请俄国出面为中国代索胶州湾，俄国欣然应允。翁同龢得知后认为事关重大，连夜草折，力陈事情利害。奕訢、爱新觉罗·奕劻 [yì kuāng]、张荫桓都主张屈服于德国，翁同龢极力抗争，但都未获成效。

最终，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十四日，清廷迫于压力，经奕訢提名，翁同龢与李鸿章一起同德国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将山东半岛租给德国，并给予经营山东半岛等诸多权利。俄罗斯见此也提出租借旅大的要求，三月初三日，翁同龢参加中俄旅大租借问题交涉谈判，坚持删除俄方约稿中有关日后中国偿还船坞兵房等费和金州不入租界，力驳其“沿海至营口市 ”要求，但最终还是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借条约》。他见到各国图谋瓜分中国，在一次召开军机会议时，提出大开口岸，允许各国在沿岸屯船，然后召开大和会，订立各国保证不侵占中国土地、主权的条约。但这个想法被一众同僚认为不切实际。三月初六日，翁同龢兼署吏部尚书。

革职回籍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十三日，德国亨利亲王访华，光绪帝想要在毓庆宫接见，还允许亲王乘轿入东华门，翁同龢以前星门已经百年未打开，枢木沉陷，配殿狭小等诸多不便为由反对这一举动，但被光绪帝驳斥。四月十二日，御史杨深秀、内阁学士徐致靖言称外患日深，国是未定，奏请定国是诏。翁同龢奉命起草《定国是诏》，他认为国是诏是变法的纲领性文件，必须讲明变法的宗旨、方针、政策，还应该中西学相结合，开创历史的新局面。四月二十四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正式把学习西方、推行新政作为国策。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旧势力也加紧开展反变法的活动，屡次参奏翁同龢。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以翁同龢近来办事不好，遭人参奏为由，勒令其开缺回籍。自此，翁同龢退出官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十三日。翁同龢从京师马家堡火车站坐火车前往天津市，再换乘害轮，南归故里。离京这天，前往为他送行的门生故旧多达五百多人，翁同龢坦然对众人道，只恨不能再见皇上一面。他在常熟市住了两个月后，又启程前往南昌市看望兄长翁同书的遗孀杨氏。到达南昌十余日后，戊戌政变发生，光绪帝被幽禁，慈禧再度临政。戊戌六君子遭到迫害。翁同龢受到牵连，十月二十日，清廷下旨将翁同龢革职，永不录用，交由地方官编管。十二月，翁同龢移居虞山鸽峰下新居“瓶庐”，期间仍不忘读书，临帖画、学隶法以消遣时日。他对于中国时局和光绪帝的命运仍保持关注，常常与门生张謇 [zhāng jiǎn]等交换意见在听说己亥建储、庚子国变等消息时，为之寝食难安，头晕心悸。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慈禧和光绪回銮行至开封市后，翁同龢想前往迎驾，他致信承办此差事的盛宣怀，希望帮他成行，盛宣怀复函以自己的力量并不能办到，翁同龢认为自己不能与帝后共分忧患，为国尽力感到羞愧。

病重离世

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慈禧过七旬万寿，下令将戊戌年革职人员开复原官，交由地方监禁管束者一概释放。翁同龢见此消息说得到如此宽典，虽仅余一息，也要拜谢君恩。欣喜之余，他拖着病体，泛舟游览了苏州市、杭州市、萧山区。五月十一日，翁同龢缠绵病榻，十八日，张謇前来探病，讨论到关于立宪问题，翁同龢表示极力赞成。二十一日，翁同龢病危，向守候在身边的家人们口占一诀：“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又引用《论语》自撰挽联一副：“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予知免夫。”最后口授遗疏，委托张代书陈奏。遗命身后丧葬事宜一切从简，不得铺张。同日夜间逝世，享年七十五岁，葬于虞山鹁鸽峰祖坟西偏方向。

爱新觉罗·奕劻奕在翁同龢死后曾请求他开复原官，被慈禧拒绝。溥仪即位后，经苏常官绅请求，两江总督托忒克·端方呈奏，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初三日，翁同龢被清廷开复原官。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已为废帝的溥仪在遗老邹嘉来、吴郁生等的请求下，为翁同龢追谥“文恭”，至此，翁同龢因支持维新变法被慈禧罢官禁殁的冤案才得以昭雪。

主要影响

政治

两任帝师

同治四年（1865年）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翁同龢被任命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教授同治帝时，翁同龢负责协助皇帝写诗，讲授《帝鉴图说》一书，同治帝在他影响下文言文阅读能力和作论水平都得到了明显提高。光绪二年（1876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翁同龢在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从教授写字开始，到写诗论作。他善于根据皇帝性格，转变教学方式，同时对光绪帝施以关心，光绪受他教导颇为用功。慈禧于是在光绪九年（1883年）七月将书房事务全权交给翁同龢，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卸任，光绪帝的教育事务都由翁同龢全权制定教导。

翁同龢为光绪帝精心安排了儒家经典《大学》《中庸》和六经等，帝王之学及中国历史《帝鉴图说》《稽古录》等，学习帝德教育。这些书籍内含改革进取思想，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反应了翁同龢的教育思想和政治思想倾向。此外，翁同龢还增加了大量经世致用的教育书籍，如阶级改良派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海国图志》；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筹洋议》；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俄国大彼得变政记》。还包括汉译的西学书籍和世界与历史书籍，这些书籍学习成为光绪帝的主要课程。光绪帝不仅深入学习中华传统文化，还放眼全球，学习并且接受西方文化。翁同龢引导光绪帝关心时事政治，关心中外政治形势，增加对全国及世界的深入了解。激发光绪帝对洋务和西学的兴趣，从而产生向西方学习、改革维新的思想，为光绪帝之后的维新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由此走上维新、变法之道路。

培植帝党

翁同龢在指导光绪帝学业的同时培植出“帝党”为光绪帝助力。光绪帝亲政后，满朝文武依旧效忠慈禧，翁同龢于是接纳以清议见长的士大夫，发展为帝党。同时在政权、军权都被后党掌控时，利用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他先后物色和选拔了一批青年才俊，让他们进入都察院或翰林院当值。其中代表者有张謇、文廷式、孙家鼐 [sūn jiā nài]、沈曾植等，这些人控制言路，渐成一股势力。当时戏称为“孩儿班”，后世称“帝党”“后清流”“南派清流”等，与支持慈禧的“后党”（戏称“老母班”）对立。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帝党正式以有组织、有目的的阵势，公开与后党对峙。两派针对主战还是主和、签订和约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翁同龢在军机处力主战日的同时，文廷式等人便发动翰林院力量，联衔上书弹劾李鸿章，与帝党的主张相互呼应，给“后党”造成了不小的政治压力。

变法思想

甲午战败及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让翁同龢萌生了变法的念头：士大夫立身不能济天下之变，徒以区区苟免为幸，亦可耻矣。他认为除礼部、吏部外，兵部、户部、刑部、工部都需要进行改革。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便和督办军务大臣一起大力军制改革，裁汰旧军，支持胡燏棻、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但这些都无法摆脱民族危机之时，他意识到“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大举”“变法”指的是要变更封建政治，变更传统的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后来他又把这一主张归纳为“变法需从内政根本变起”。“内政根本”即现存的国家政治机构和相关制度。维新运动兴起后，他正式提出要求对政治机构和制度的诸多弊端加以革除。并且向光绪帝进言，停止开办海防捐例，但遭到守旧官僚的反对，最终没能实现。为了解决国家机构重叠、权限不明的弊端，他向光绪帝建议“设制度局于内廷”，意在参照外国政治机构和制度，革旧图新，对清朝中枢机构进行改革。同样遭到守旧官僚的反对。之后，翁同龢草拟《定国是诏》，他首先在其中肯定变法是必要的：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不操练新兵，以现在有限的饷银，没有实学的士子，没有良师的工人，强弱、贫富差距只会更大，更加无法抵御外敌。指出变法是历史的趋势，守旧官僚的阻挠只会导致内政失和。但专崇西学，置旧学于不顾，也不符合当时形式，若使变法有效，就必须新旧学兼容，中西学结合，开创出新局面。他强调：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他不赞成康有为等的速变、全变的激进路线，认为变革不能操之过急，速度太快，会有贻害，必须用平和的方式才能制衡那些反对的声音，减少乃至扫除反对变法的阻力。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若是他仍在职，决不会使变法失败到这样的地步。

收藏书画

常熟翁氏藏书被列为明清九大藏书之一。翁氏藏书历时160余年。翁同龢不仅继承了父兄收藏的书画，为官时还会搜集门生故旧赠送的碑帖，经历过战争或政变的园林王府、朝臣要员家中散佚的字画、碑帖也会被他收集购买。同时也和各大书局频繁往来，购入书籍。开缺回籍后，他的侄孙翁斌孙把翁同龢寄存在京寓的书籍字画、文件档册、手迹等，一部分移存天津市，一部分装运回常熟市，陪伴翁同龢度过了晚年生涯。国家动乱时这些书籍荡然四散，逐渐被公私收藏，现今南京图书馆收藏有5000佘册。常熟市图书馆古籍部收藏有400余种1700多册翁氏藏书，寄存到天津的藏书则由后代翁万戈在解放前运到美国，后由上海市政府在2000年出资购回，收藏在上海图书馆。

翁同龢少年时就以书法闻名，考中状元后，他的书法名气更甚。翁同龢自五岁起练习描红，八岁临帖，先学中楷，后习大小楷。但他却认为书法不应该局限于某家某法，而是集众体成一家。他不仅早晚苦练技法，也注重通晓书法理论，研读过唐代孙过庭《书谱》，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书法论文及清代包世臣《艺舟双》等典籍。徐珂在《清类钞》中称赞翁同龢的书法不拘一格，为乾隆、嘉靖后的第一人；杨守敬在《学书迩言 [xué shū ěr yán]》中也称赞翁同龢的书法如松禅丰厚，苍迈有劲，是为同治光绪年间的天下第一。不过他自己曾表示，世人虽然推崇他的书法，但他自己却认为离潘祖荫还差得很远。而他的绘画是从年近四十才开始，没有拜入师门而是以自己临摹为主。居住京师时，他常去厂肆赏玩书画，遇见喜欢的佳品更是爱不释手，却无力购买，只能向同好收藏者借来临摹，痴迷以至彻夜不辍。梁启超曾评论翁同龢本该擅长绘画，只是被书法所掩盖。翁同龢平素最喜临摹“四王”山水画卷，对八大山人朱耷的人物花卉也有所涉猎。他认为一幅画的深厚不在于密致稠叠，所谓深厚，是着重于笔画而不是意境，寥寥数笔，未尝没有深厚之感。所以，翁同龢的画作多为笔致疏少、意到为先的文人画。

主要作品

诗文书画

翁同龢作为帝师，在诗文一道亦有所成就，溥仪即位后为他追复官衔，他的诗集《瓶庐诗稿》才得以刊行。中华民国他的其余诗文也陆续出版。改革开放后，学者谢俊美致力于整理翁同龢的生平事迹及书稿著作，将他为官时的奏疏、函稿，以及生平所写的诗词等都收录于《翁同龢集》中于2005年出版。

翁同龢的画作可在《翁松禅人物山水册》《松禅遗画》《翁瓶笙书扇集》等画集中阅览，他的画以山水为多，素竹次之，花卉较少，且尺幅多数不大，如丁南羽云山图中堂条幅就属于巨构，有一六尺卷。其山水画幅疏淡清逸，拙中见雅，自谓“破墨枯毫任自然”。他的书法作品可在今《松禅老人遗墨》《翁松禅写书谱墨迹》《翁同龢手札》等书集中进行查阅。他的楷书厚中有潇洒气派，苍劲中显现出丰泽之感；草书行云流水，有怀素神韵。

翁文恭公日记

《翁文恭公日记》有早期自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日（1849年6月30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5日）撰写的短暂时光，日记主体自咸丰八年（1858年7月31日）六月二十一日到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1904年6月27日），跨度长达四十六年，与《越缦堂日记》《湘绮楼日记》《缘督庐日记》并称晚清四大日记。日记详细记载了他的生平经历，有当时的天气地理和时政新闻，也记载了他仕途生涯中不外传的政治细节，包括他和同僚的书信往来，个人的读书心得。这本书对于研究晚清历史变迁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对于翁同龢的政治生涯有了更清晰明确的研究方向。

人物争议

战败之因

自清末以来，一直有说法认为翁同龢是导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罪魁祸首。在清廷革职翁同龢的谕旨中记载，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信口编造，办理事务时，有乖谬之处，以致于不可收拾。当时的御史胡思敬声称李鸿章自知兵弱，本不愿开战。但翁同龢及其门生亲信一味怂恿光绪对日强硬，才招致战败结局。还声称在甲午战争期间，翁同龢不愿意对北洋兵舰拨款。翁同龢的门生王伯恭也反对对日开战，翁同龢却回他正想试探北洋军舰虚实。于是翁同龢的主战动机被认为是给李鸿章使绊。也有部分现代学者认同这一说法，认为翁同龢的兄长翁同书曾被曾国藩弹劾时，李鸿章也在其中出力。因此行报复之事，战前为难北洋水师，并且极力主战，促成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使李鸿章进退两难。

学者谢俊美则对此说法持否定意见，他认为不存在翁同龢克扣北洋水师经费一事。他指出李鸿章和翁同龢的主要矛盾集中于：李鸿章心腹周馥贪污洋药厘金一案、阻止李鸿章与美国人合办华美银行、主张缓修李鸿章所力主的津通铁路等。户部请求暂停购买外洋枪炮船械之事，是因为光绪十三年（1887年），郑州黄河决堤，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户部优先考虑了筹措赈灾款项，且经过了慈禧同意，翁同龢对此事并没有独断权力，与挟私报复无关。海军停开期间，翁同龢还联同户部官员为海军筹集了大量银款，他在奏报中说海军的事是戍边大事，若有余财，必竭力相帮。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翁同龢在经费支绌[chù]的情况下，仍想方设法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为海军拨款二百万两购买船械。七月，又拨款四百万两。翁同龢等之所以主战，是因为相信了李鸿章对于淮军和北洋水师力量的夸大，且中日战争根本就是日本蓄意挑起，并不是翁同龢主张对日强硬导致。战后这些为李鸿章开脱责任的言论是由李鸿章的师爷、党羽等有意散布的。

此外，也有龚书铎 [gōng shū duó]、孙克复、朱金甫等多名学者肯定了翁同龢的主战策略，认为战败之因主要还是在李鸿章身上。否定了翁同龢“主战误国”和“挟私报复”等说法。虽然翁同龢及其手下的“帝党”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和责任，但根本是正义且爱国的。

发起上书

传统观点中，公车上书是由康有为等主张发起，但现代学者茅海建认为公车上书是由翁同龢等政治高层发动和文廷式等京官暗中策动组织，由梁启超、陈景华等直接参与的上书。翁同龢为了阻止与日签订赔款条约，将部分决策泄露给文廷式等，再由他们发动公车上书，请求再战。同时康有为也想阻止公车上书，但光绪帝批准条约的消息已经传出，无人响应他的号召，与他后来在《公车上书记》中说的并不一致。但也有现代学者房德邻提出公车上书的领袖确实是康有为，是由于茅海建误读了翁同龢的日记，得出的错误结论。

荐康有为

关于是谁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也有不同的说法。就在清廷宣布举荐康有为成为翁同龢被革职编管的罪名之一时，两江总督刘坤一便对举荐康有为这一行为表示怀疑，军机大臣王文韶也认为此为莫须有之罪。学者马忠文认为，翁同龢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闰三月初七日光绪帝索要《日本明治变政考》等康有为著作时，曾对光绪称赞过康有为，说康有为“才胜臣十（百）倍”。但同时也说“其心测”。而在其他场合，更是从没推荐过康有为。他认为，康有为和翁同龢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真正举荐的人其实是张荫桓。翁同龢举荐康有为之说是康有为为抬高自己身价而编造的说法，也是戌政变后翁同龢的政敌为其罗织的罪名。

学者谢俊美则认为翁同龢举荐康有为属实，在他梳理康有为和翁同龢的来往后，发现翁康两家是旧识。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时就投递给翁同龢，翁同龢虽然没有代他上奏，但也很欣赏康有为变法救亡的观点。甲午战败后，翁同龢还亲自去拜访康有为，双方就时局及变法等问题交换意见，交谈颇深。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翁同龢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参与五大臣问话康有为后，就向光绪帝 “密保”了康有为，“才胜臣十（百）倍”的发言就在此时。随后康有为第六次上书，才得到光绪帝召见，但他开“制度局”的主张，引起朝臣强烈反弹。翁同龢为了减轻自己的政治压力，开始表示对开设制度局的不赞同，并且疏远与康有为的关系，再加上他并没有全盘认可康有为的观点，于是便有了对光绪帝说“其心叵测”一话。戊戌政变后，他更是将日记中有关于和康有为交往的事实删除，所以并不能直接从他身上获得举荐康有为的证据，但举荐本身是确实存在的。翁同龢去世时，康有为还为他赋诗哀悼，盛赞他为“ 中国维新第一导师”。似乎也在为此证明。

开缺实因

关于翁同龢开缺乃至革职的原因，也存在众多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慈禧强迫光绪帝下的谕旨，在濮兰德 [pú lán dé]、白克好司所著《慈禧外纪》中写：太后告帝······言必去翁同龢，不可迟疑，谓彼近日煽动排满，恐其危及朝廷也。意指翁同龢培植帝党和慈禧一派抗衡。黄鸿寿所著《清史纪事本末》写：同龢主张新政，太后逼上逐翁回籍。意指翁举荐康有为支持光绪帝变法一事。小横香室主人在《清朝野史大观》中写：常熟市去国之远因，为1895秋冬年间，户部拒绝提拔搭建排云殿彩棚款项百万两一事。他认为是翁同龢拒绝给慈禧六旬万寿拨款，招致慈禧不满，因此下令。二说是由慈禧下旨，得到光绪帝认可。因为翁同龢办事过于老成，张謇之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一书中说：“在太后那一方面，就要排斥翁公使帝党孤立；在帝这一方面，此时已经怀了变政的决心,觉得翁公过于持重，常常掣他的肘，心上也不愿意。所以，太后既要去翁，他也无可无不可。

第三种说法认为是光绪帝自己下令将翁同穌开缺回籍的。金陵江楚编译局编写的《国朝事略》一书载：今上严责中外诸臣实行新政，革翁同稣职，逐回原籍。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一书中也持此说：翁同穌曾面保康有为，光绪当时便面露不喜，幸有瓜尔佳·荣禄在旁说些好话，光绪帝才只是下旨交由地方官严加管束。第四种说法认为是恭亲王奕訢临终前向慈禧太后进言的结果，金梁所著《四朝佚闻》中写，恭亲王奕訢在临终前对慈禧说翁同龢此人居心叵测。第五说认为是荣禄、刚毅进言陷害所致。康有为在《康南海自订年谱》中说是荣禄指使人弹劾的结果。唐文治和陈夔龙则说是刚毅存心陷害所致。第六则说是翁同稣平日结怨太多。金梁在《四朝佚闻》写：光绪朝局皆由翁一人决定，同僚议事时，有不合的地方，翁则拂袖而去。还喜好结交官员，不能容纳异己。第七则认为是翁同穌自己求去。在1994年5月常熟市召开的翁同穌与中日甲午战争九十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上, 耿云志先生就持此说。其理由是翁姓屡遭人弹劾，不安于位，遂决意求去。

人物评价

光绪帝曾说：我无心腹，只有翁同龢一人可为吾心腹耳。翁同龢的同僚陈夔龙评他：常熟翁协，学问家世冠绝当时，两任帝师，名高望重的同时，祸患随之到来。他一手提携的门生文廷式说：翁叔平以一人兼任师傅、军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督办军务处，又领户部，都是至关重要的职位，却不能实际做事，而他也不需要权臣之名。

学者金梁曾评价道：翁文恭公以帝师枢密大臣，参与军国大事，实际掌握大权，周旋于帝后之间，可见其宠信，但也颇为不易。学者高阳认为：翁同龢是孝悌君子，但本性温厚懦弱，只宜于做育人才的太平宰相，不宜于做外官，亦不宜于处乱世。而他有原则不能坚持，既从权又不甚彻底，清名之念盘亘胸中不能消弭，便为此所困，两面不讨好，既误己，又误国，为翁同龢一生大病。

学者戴逸评价：翁同龢忠君爱国，蒿目时艰，苦心焦虑，力图改革，拒降主战，变法维新，反映了仁人志士们为了拯救国家危亡而在荆棘遍布的道路上，艰难探索，奋斗行进。其作为一个统治权贵，清室大臣，自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但他那种忧国爱民，坚持变革，力抗逆流，不避艰险，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和襟怀是值得景仰的。就以他个人的操守而言，他为官四十多年，状元宰相，两朝帝师，位极人臣，尊荣无比，任户部尚书，主管全国财政十余年，开缺回乡后竟两袖清风，囊无余资，晚年生活，尚须亲友和门生接济，甚至典卖字画度日，其道德操守、清廉作风，也是值得称赞的。

人际关系

参考资料来源

轶事典故

字号有三

翁同龢出生在天色将明之时，正是寂静没有人声的早晨时分，他的父兄见此情景给他取字为“声甫”。长为少年的翁同龢又瘦又小，还经常生病，他的兄长翁同书所生的儿子却长得白胖可爱。翁同书夫妇便以自己儿子的口吻给他取号“叔平”，意为叔叔平安。后来晚年时，翁同龢又给自己取号“瓶生”，因为他出生时母亲没有奶水喂养他，他是靠瓶子装米汤才得以喂养长大。这样他便有了三个名号。

关怀皇帝

光绪帝年幼时，翁同龢便成为了他的老师，翁同龢对他多有关爱，一次在书房读书时，天有雷声，光绪帝害怕得紧抓住椅子，翁同龢顾不得君臣之分，一把抱住光绪帝，安慰他不要害怕。因为光绪帝还幼小，伺候他的太监得不到什么赏赐，所以对光绪帝也有些怠慢，还会让光绪自己动手整理床铺，自己倒水喝茶。翁同龢发现后大骂太监，一次，光绪还抓着他的衣角力陈太监的行事，直到翁同龢答应奏请太后才松手。慈禧得知这些情形后，下令若是皇帝左右有不守法度者，翁同龢可以点名参奏。

后世纪念

翁氏新阡

翁同龢墓在今天的常熟市城区西郊虞山鹁鸽峰山麓，有3冢主墓，主墓穴安葬的是翁同龢祖母张太夫人，昭（左）穴葬其父翁心存夫妇，穆（右）穴葬长兄翁同书夫妇。在昭穴的左侧安葬着次兄翁同爵夫妇，翁同龢墓在其西侧，与妻汤姓、陆姓合葬。墓冢后竖立有一通石碑，高132.5厘米，宽48厘米，厚10.5厘米，镌刻“乙山辛向兼卯酉三分”，“皇清授光禄大夫特谥文恭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曾祖父考叔平公，诰封一品夫人曾祖妣汤夫人诰封淑人庶曾祖母陆淑人之墓”，“曾孙翁之廉”、之循敬立”。

1982年3月公布为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在道口沿山前公路架修建有冲天式花岗石坊一座，额镌“ 翁姓新阡”。附近还可见翁氏聂氏宗祠。

故居及纪念馆

翁氏故居（彩衣堂）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古城区翁家巷门2号，占地面积6600平方米，建筑面积 3500平方米。其建筑设计遵循中国古代江南住宅的形制格局，分东、中、西三大部分，主体建筑“ 衣堂”是典型的江南风格的明代建筑，厅堂内建筑上绘有包袱锦彩绘，其是华族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整处宅院完整体现了明清时期江南名门望族的住宅特点。

1990年，翁同龢的玄孙、美籍华人翁兴庆（万戈）将此宅捐献给国家，常熟市人民政府遂将此宅立为翁同龢纪念馆。翁兴庆亲书“ 翁氏故居 ” 匾额。爱新觉罗·溥杰为其题写了馆名。1991年11月1日，翁同龢纪念馆成立正式并对外开放。1996年，“綵衣堂”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翁氏故居成为常熟新“ 虞山十八景 ”之一，是怀古观光的重要旅游景点，也是翁同龢专题博物馆。馆内有明清式家具摆设，以及翁同龢书法展、“知止斋”廉政文化教育展和常熟状元历史陈列馆等。

活动纪念

中华民国九年（1920年）6月13日，是翁同龢诞辰90周年，由翁同龢的门人孙雄牵头，在北京陶然亭发起了纪念会，有吴昌硕等20多人参加，他们取翁同龢的一个雅号“瓶生”，成立了“瓶社”，并且编辑出版了《瓶社诗文集》。

2004年9月，翁同龢逝世一百周年，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座谈会。与座谈会相配套的“翁同龢遗墨展”、“纪念翁同龢书法展”在常熟市举行，并正式成立翁同龢研究会，以及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翁同龢研究》论文集。在纪念活动中还举行了“翁同龢遗物捐赠仪式”，参会代表拜谒了翁同龢墓和张謇墓。

2010年，在常熟博物馆举办了“纪念翁同龢诞辰一百八十周年”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包括“翰墨飘香、师友情长”翁同龢、张謇书法精品联展、 “碧水琴川·清风传万家”翁同龢勤廉故事巡讲和 “ 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翁同龢”巡回展，以及举行了 “翁同龢精神遗产与廉政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

2014年是翁同龢逝世一百十周年，彩衣堂为此策划举办纪念翁同龢逝世110周年系列活动。活动包括“同和讲堂”启动仪和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翁飞讲授《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与翁同龢》、《翁同龢书信笺释》首发、赠书、座谈活动、编印出版《翁同龢研究》创刊号、《文津学志》2014年第七辑“翁同龢逝世110周年纪念专栏”、两朝帝师书法精品展、《两朝帝师翁同龢—纪念翁同龢逝世110周年》图片巡展等。